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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中傳佈決議”，表明張聞天、陳雲也是常委。

四、“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表明博古是常委。

根據以上“推算”，常委共五人，即原常委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陳雲，加上新選的毛澤東。遵義會議的第四條決定，是以組織決定形式的方式最終取消了“三人團”，並宣佈剝奪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不過，遵義會議結束時，博古仍為中共中央負總責，只是他這負總責已很難開展工作了。戰事匆急，遵義會議在一月十七日晚剛剛結束，柏輝章師已逼近遵義城了。趁著紅軍在遵義休整，蔣介石重新部署了追堵紅軍計劃。紅軍在一月十九日撤出了遵義。這時的紅軍，由周恩來、朱德指揮，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紅軍撤離遵義城之後，第一個回到柏公館的是柏輝章的表弟餘大勳。他來到二樓客廳，據他回憶：“餐桌仍在原處，四周有木椅、木凳和一張藤睡椅。”這便是遵義會議後殘留的現場場景。博古在遵義會議之後，下臺已成定局。終於，在一個“雞鳴三省”的地方，博古結束了他的中共中央負總責的職位。

周恩來曾十分清楚地說及博古交權的過程：

當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本來理所當然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人總要幫嘛。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某次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周恩來說及博古交權的地點：我們趕快轉到四川、貴州、雲南交界地方，有個莊子名字很特別，叫“雞鳴三省”，雞一叫三省都聽到。就在那個地方，洛甫才做了書記，換下了博古。（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某次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據考證，那個“一雞長鳴，三省皆聞”的村子，是雲南省威信縣水田賽鄉的一個村子。

博古交權的時間，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即遵義會議結束半個多月後。

在博古準備“交權”時，凱豐一再向他說：“不能把中央的權交出去！”

“博古沒有聽他的，還跟凱豐說，應該服從集體的決定，這樣他把象徵‘權’的幾副裝有中央重要檔案、記錄、印章的挑子交給了張聞天。”（劉英：《長征瑣記》）這樣，博古結束了自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起的三年零四個月的中共領袖地位，由張聞天接替。從此，張聞天成了中共中央負總責。在“雞鳴三省”的那個村子裡，只要毛澤東點一下頭，他完全可以出任中共中央負總責。當時，周恩來、張聞天都力推毛澤東接替博古。但是毛澤東畢竟看得深遠，鑑於種種因素，推舉了張聞天：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要更換領導人，需經共產國際批准。毛澤東出自“山溝溝”，從未去過蘇聯，因此共產國際缺乏對他的直接瞭解。張聞天是“二十八個布林什維克”之一，原是王明、博古的密友，共產國際信得過。

第七部分：遵義曙光張聞天接替博古成為中共負總責　2

張聞天又具有很好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自從他從“左”傾營壘中殺出來之後，便跟毛澤東緊密合作。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站出來作“反報告”，立了頭功。再則，如毛澤東曾說過的那樣，“洛甫這個同志是不爭權的”（王震在《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革命家——憶聞天同志》中轉述在延安時毛澤東同他的一次談話，載自《回憶張聞天》一書）。容易與毛澤東共事，也能團結別的同志一起共事。毛澤東的眼力不錯。此後，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長達八年之久，與毛澤東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共事關係。走筆至此，不能不追溯到半個世紀前在上海發生的一幕，竟在無意之中給毛澤東幫了大忙，為中國共產黨在遵義會議上第一次獨立自主地解決黨內問題提供了機會

一九三四年的上海，中央地下組織面臨著最為嚴峻的“圍剿”。

自從中共臨時中央在一九三三年初遷入中央蘇區之後，上海設立中共中央上海局。共產國際透過中共中央上海局，與在中央蘇區的中共臨時中央取得聯絡。盧福坦被指定為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人，他於一九三三年四月被捕，後來叛變。於是，康生被指定為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人。由於形勢日益嚴重，康生和妻子曹軼歐一起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中旬離滬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