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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聽了王稼祥傳達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國黨的領袖是毛澤東”，張聞天當即向毛澤東提出，推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毛澤東沒有同意張聞天的意見，仍堅持由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

張聞天是個明白人。此後張聞天便逐漸交權，把負總責的工作，移交給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的地點，也移往毛澤東住處。一九三九年初，張聞天實際上已經不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之職。在一九三九年七月至八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張聞天實際上只分管宣傳、教育工作。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大禮堂作了著名的《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說，從此開始了“延安整風運動”。張聞天認為自己“過去沒有做實際工作，缺乏實際經驗，現在要補課”。於是他出任“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的團長，帶隊到晉西北去進行農村調查，在那裡工作了一年多。這一年多，他離開了延安，在農村蹲點調查。

一九四三年三月三日，張聞天接到通知，趕回延安，出席政治局會議。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透過了《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一決定，“其目的，在於使中央機構更加簡便與靈活，使政權更加統一與集中，以達到更能增強中央的領導效能”。《決定》指出，“政治局推定毛澤東同志為主席”，從而結束了張聞天中共中央負總責的職務。從此，毛澤東正式成為中共最高領袖——儘管此前毛澤東早已是中共最高領袖，但名義上的“負總責”仍是張聞天。從遵義會議起，至此時，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達八年之久。過去中共黨史幾乎不提這一史實，總是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話雖不錯，但是也就用這句話遮蓋了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八年的史實。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因為張聞天在一九五九年夏的廬山會議上蒙塵，也就抹去了他的歷史貢獻。難怪王震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得知中共中央有關部門著手編輯張聞天選集時，在所寫的批示中說道：“許多同志似不知張聞天同志任中央書記多年這一歷史事實。歷史要真正實。”《文獻與研究》，一九八五年彙編本，第二百五十一頁。

王震在這裡還只是說張聞天“任中央書記多年”，實際是“任中共中央負總責八年”。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的《決定》還指出：“書記處重新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同志組成之，澤東同志為主席。”《決定》中有一極為重要的規定：“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這樣，毛澤東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書記處主席。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設“主席”——在此之前，稱“中央局書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共中央總書記”。這一回設“主席”，據云是因為人們對毛澤東已叫慣了“毛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決定》中指出，“劉少奇同志參加軍委併為軍委副主席”，表明劉少奇此時在黨內地位大為提高，因為他同時又被提升為中央書記處三位書記中的一個。從此，張聞天離開了中共中央領導崗位，只是擔任“中央組織委員會委員”。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不久，張聞天參加了中共中央高階幹部的整風運動和關於黨內歷史上路線是非的學習討論。張聞天是一個律己甚嚴的人，他對自己過去的“左”傾錯誤作了檢查，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寫下總結自己思想歷程的整風筆記。

張聞天在整風筆記中，有一段寫及自己取代博古成為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客觀背景，寫得那麼富有自知之明，那樣深刻自我解剖，是很不容易的：對於我個人說來，遵義會議前後，我從毛澤東同志那裡第一次領受了關於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的教育，這對於我有很大的益處。但因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使我當時對於我自己過去的一套錯誤，還很少反省。這在毛澤東同志當時只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會成為不可能，因而遵義會議不能取得勝利。為了黨與革命的利益，而這個利益是高於一切的，毛澤東同志當時做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的。這個例子，可以作為黨內鬥爭一個示範來看。

在遵義會議上，我不但未受打擊，而且我批評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處罰，而且還被抬出來代替了博古的工作。這個特殊的順利環境，使我在長久時期內不能徹底瞭解到自己的嚴重錯誤。如此坦誠，如此冷靜，張聞天自以為是“被抬出來”的，也就主動地從“負總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