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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米洛夫是和憲兵司令、檢查長一起來到監獄的，他對我們講了話，記得是這樣的：“你們的錯誤在於不瞭解社會的過程是一個有組織的過程，而不是邏輯的過程，孩子不可能早於十個月而出生。”

憲兵司令不能忍受德拉戈米洛夫，準備告他的密，十分可疑地監視著。　以後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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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到一個單人房間（但連著一個在走廊上的開啟的門）。

監獄的制度是比較溫和的，所以我能看到那座監獄樓的頂層，那裡住著太太們，我和她們相處得很好，放風的時候所有的人都集中在監獄的院子中並且進行集會，在這些會上我經常成為主席。　最後，我轉到上了鎖的真正的單人房間，這樣，我終止了與其他人的交往，但可以讀書，由於我的父親和總督的關係，我被較快地釋放了，但是不許離開基輔，在處理完我的事情之前受警察的監視。在審訊時，憲兵頭目對我說，從你的文稿看，你企圖推翻國家、教會、私有制和家庭。　由於此事，我被流放到沃洛格達省三年。　只有很少的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幾乎所有的社會民主黨人都被流放到沃洛格達省，在那裡我們繼續交往。這件事開始按照慣例當作司法案件，後來則是由行政機關結案，並且拖延了近兩年。　在這段時間裡我開始寫作，並完成了我的第一篇文章和第一本書《社會哲學中的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

在我的馬克思主義時期不存在物質上的負擔以及解決這個問題的困難。　這種困難我在自己的基督教時期才有較深感受。　一般說來，在我年輕時，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是很理想化的。

G我的第一篇文章《朗格及其對社會主義的批判哲學》用德文發表於考茨基主編的馬克思主義雜誌《新時代》上。　這是在１８９９年。　由於這篇文章，我與考茨基進行了通訊。　他很歡迎我的文章，並且說在進一步從理論上發展馬克思主義方面，對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寄予厚望。　他認為，德國的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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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革命和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和唯心主義５２１

思主義者為了發展理論，過多地注重實踐的政治。　他也未必歡迎我所選擇的理論發展的方向，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則開始感覺到，我不是正統的人，不完全是他們的人，我在思想上的衝突，開始得相當早。　完全轉向唯心主義和唯靈論的。司徒盧威為我的第一本書《社會哲學中的主觀主義和個Q人主義》寫了篇很長的序。這本書體現了我在當時的世界觀，但是，它在體現我的生活態度的更隱秘方面則是不夠的。　這本書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在批判的形式中與康德的、部分費希特的唯心主義哲學相綜和的體驗。　我完全不像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樣是個黑格爾主義者，我的書中更多的是我的堅定的、根本的觀點，即：真、善、美不依賴於革命鬥爭，不是由社會環境決定的，而是先驗的意識。　我堅定地站在康德的“先驗”立場上，認為“先驗”的意識具有的不是心理上的性質而是邏輯的和倫理的性質。　而心理的意識則依賴於社會環境，依賴於階級地位。　可能存在著對於掌握紮根於先驗意識中的真理和正義的或大或小的有利條件，“階級的真理”

則是荒唐的片語，不過，可能存在階級的謊言，比如，與人剝削人有牽連的資產階級所傳播的東西。　在這個基礎上我構造了無產階級“彌賽亞說”的唯心主義理論。　無產階級要從剝削制度的罪惡下解放出來，並被賦予接受先驗意識（它決定了真理與正義）的有利的社會心理條件，要在工人階級中培養心理意識和先驗意識的最大限度的接近與一致，這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哲學根據，對這種革命的社會主義，我比其他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者更加接近。我接受對歷史的唯物主義理解，但是我拒絕賦予它以形而上學意義，拒絕把它和一般哲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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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義聯絡在一起。　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性質的思想相關，我保衛真理的獨立性和哲學的獨立性。　我在所參加的那個派別中開闢了思想自由運動的可能性。　後來我又針對宗教的正統思想捍衛哲學的獨立性。　我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極權主義的，我完全不能接受極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普列漢諾夫很好地感覺到這一點（我與他這時在蘇黎士會晤）。

他對我說，由於我的哲學，我不可能仍然是馬克思主義者。　這一年我經常在馬克思主義小組裡和Ａ。Ｂ。　盧那察爾斯基（他也是基輔人）爭論。　盧那察爾斯基不承認真理脫離革命階級的鬥爭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