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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事情，人人呼若寒蟬。其實對臺灣人來說，這是不難理解的，這兒的人同樣也怕沾上“通共”的邊。可是，我們畢竟是親人，是父子啊！孰能沒有天倫？

兒子竟沒有給我寫一封信，連一聲“爸爸”都沒叫，那張照片，也不知淺沼先生是如何到手的，問他，他只一味搖頭嘆氣。

我寫了一封信，託淺沼先生有便時帶到北京去。敏芳，我總得知道你的生前身後是如何安排的，有什麼欲了未了的遺願；也想知道兒子現在的生活，是否快樂平安；問他還記不記得三十年前父子離別的一幕！可那信一去沒了迴音。一灣海水，把我們隔絕在兩個世界裡。

那個時候我並沒有怪罪小成，我心目中的小成仍然是個可愛、懂事、又特別重感情的孩子，他不願和我相認，只是怕擔上政治的壓力而已。於是我不再給他寫信，生怕妨礙了他在大陸的自處。就連二勇，在當時的環境下，倘使對海外關係沒有小成那般恐懼，恐怕也是憎恨的吧！二勇那時還是個不更事的少年呢。

我繼續操持著櫻樓的生意。痛定之後，心裡比過去多少踏實了些。我總算知道了我唯一的兒子，至今還與我同在，心裡象有了～個小小的亮光，在黑暗中引著我往前走。敏芳，我那時就只有這麼一個念頭，我得往前走，走到那麼一天，我能去找我的兒子，也許真有那麼一天，我能摸到那個影影綽綽的亮光。

臺灣那些年經濟搞得很亂，票子一個勁發毛，但櫻樓總算在風雨飄搖中維持下來，沒有關門大吉。來這兒照應的都是老主顧，錢師長也常來。他早退了休，靠幾十年宦囊積蓄在臺北做寓公，已是須眉皤然的老人了，這幾年舉手投足，更添了幾分學者般的飄逸與悠閒，優悠中又帶著一點淡淡的傷感，和那些三十年前飄洋過海的老軍人們一樣，總覺得到老連歸葬的墳地也看不到似的，心裡虛。

是書h錢師長還不如我還存分實實在在甘明卜k他卻不、行。要是照著淺沼先生的說法，凡當過國軍營長以上、三青團區隊長以上、一貫道點傳師以上的人員，按大陸上的法律都要以反革命論處。錢師長半生戎馬，殺人無其數，共產黨絕不會饒他。我曾經忍木住懷著孩子般的好奇仔細注意過他的那雙手，竟是那麼細弱、柔軟，而且白得象女人，指甲也修得很精心，誰能想到這雙手已經在血泊裡浸泡了二十年啊！錢師長對大陸曾經那麼深惡痛絕過，如今老了，也變得停停懷放了，常忍不住登高遠望，向著落日餘暉，用發啞的嗓門兒歪歪扭扭吼兩段萊蕪梆子，吟幾句思鄉感懷的詩文。可是，“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他的生年是回不去了，他回去，人家共產黨就是殺了他也是不冤的，所謂君子之仇，十年得報，這已經三十年了。他呢，也早已絕意歸途，只能悲歌當泣，遠望當歸，聊以胡思亂想罷了。

而我的盼頭居然來得比想像的還快，1981年的夏天，不期然接到了兒子的一封短短的信，我高興得發狂。現在我想不起那封信具體都說了些什麼，總之是問我好，並且說他也很好，現在在～家飯店裡當服務員，只是經濟緊張，希望我能寄些錢去。

尺讀之中，我彷彿聽見了小成抱著我的腿哭喊的回聲，那聲音喚起我深理多年的親子之愛。當天我就寫了一封長長的回信，並且把我存在銀行的全部美元取出來，一塊寄到日本，託淺沼先生給兒子寄去。敏芳，一也許只有你才能體會我當時的興奮，我總算能夠盡一點人父之責了，我是個父親啊！

從那天起我戒了酒。五個月之後，小成又來信了，還是那麼短，問候之外還是要我再寄些錢去。我又寄了，並且又寫了一封長長的信，依依山水之戀，倦倦父子之情，字裡行間，意猶未盡。我日日夜夜等著他的迴音，希望他別那麼匆忙，別那麼簡短，我盼著他能耐心地和我這個孤身在外的老父親敘敘家常啊！

我等了整整一年，神不守舍的一年。

論人之常情，兒子不會這麼久不理我，我預感到出了什麼事。

果然，一天中午忽然有幾個警察到櫻樓來，要我去警署說話，不許我多問，也不許我回家，粗暴地要帶我走。那時我突然想起三十幾年前在同仁堂門口被幾個警察綁架的一幕，於是說死也不肯走。可那些警察威脅說這是依法傳訊，如果我拒傳事情就更麻煩，櫻樓的夥計們也紛紛勸我不要吃眼前虧，先去了再說。我當時真想，如果小成在，如果他還能緊緊抱住我的腿，那我就是死，也不會跟他們走的。可我是一個人，從肉體到精神都是孤單單的一個人，我就是真的回不來了，人們無非茶餘飯後做個談資，沒人會像你，我的妻；像小成，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