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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被提拔為副院長、院長，其間他還透過自學拿下了中國科技大學的碩士文憑。

1992年，潘宜樂被提拔為廣西壯族自治區高階人民法院副院長。他以為組織上是選他來接老院長班的，卻未能如願以償。從此，潘宜樂彷彿變了一個人，開始追求享樂，甚至相信一些封建迷信的東西。一次潘宜樂去四川出差，在峨眉山讓人算命，當算命先生說他官場不會得意，只有商海才能得償所願時，潘宜樂對那位算命先生竟然推崇備至。

潘宜樂的這種變化的動因或許從他本人交待中可洞察一二：在自治區高階法院當副院長還不如原來在地區中院當院長，自己辛辛苦苦地工作了42年，到頭來什麼也沒有，心裡覺得很虧，一定要趕到退休之前撈一把。

正是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潘宜樂越走越遠。

1996年8月底，最高人民法院紀檢組收到一封舉報信。信中反映潘宜樂作為廣西壯族自治區高階人民法院的副院長，公然收受賄賂與他人合夥辦公司，嚴重違反中央紀委關於國家機關幹部不準經商辦企業的規定。

人民法院是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最後關口。對於法官，人民群眾有理由要求他們清正廉潔、剛直不阿。舉報信受到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任建新的高度重視。他立即批示，要求有關部門嚴肅查處。

9月9日，一個由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成員、紀檢組長劉法合為組長的調查組抵達廣西。

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紀委和有關執法部門的大力支援和配合下，初期的調查工作出乎意料的順利，辦案人員很快查實：1996年4至5月，潘宜樂與廣西北海市海城泰富典當拍賣行（以下簡稱拍賣行）及其他幾位合夥人在憑祥成立泰雲商貿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泰雲公司），透過聯營的方式經營金礦。公司的註冊資金為250萬元，但潘宜樂並未拿出一分錢，而是接受拍賣行25萬元資本金佔公司10％的股份。

或許是根本就沒有把黨紀國法放在眼裡，當辦案人員從憑祥市工商局調出泰雲公司的檔案時，赫然見“副董事長”一欄裡寫著“潘宜樂”三個字。

然而，當辦案人員同當事人潘宜樂及拍賣行總經理高某正面接觸時，二人一口咬定潘宜樂的25萬元是向拍賣行借的，潘宜樂已於當年6月還清了這筆錢，並退出了泰雲公司。他們還主動出示了潘宜樂4月8日寫的借條和拍賣行6月23日出具的還款收據，以證實所言非虛。

但是，辦案人員發現，拍賣行出具的還款收據，雖然填寫的還款時間是6月23日，然而其上下聯的日期均是9月份。拍賣行資金往來帳目也顯示，無論是6月份還是9月份，都沒有一筆25萬元的進帳。顯然，這份收據不僅是調查組到達之前補開的，而且根本就是假的。

既然收據是假的，借條會不會也是假的？難道潘宜樂提前得到訊息而做了手腳？

辦案人員疑團頓生之際，傳來新情況：早在調查組抵達廣西之前，潘宜樂本人就透過不正當途徑得到了舉報信的影印件，並打電話威脅他所懷疑的舉報人：“誰整我，我絕對不放過。我要用判決的手段把這個人送到西天去，達不到這個目的不姓潘”電話裡，潘宜樂還唸了舉報信的部分內容。

至此，辦案人員知道，他們所面對的並不止一個潘宜樂，而是一個熟知法律的攻守同盟。

調查組及時回京彙報了案情，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態度明確：不管遇到多大的阻力，堅決查到底！對此，中央紀委有關領導在各方面給予了有力支援。

10月14日，由中紀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組成的調查組再赴廣西。這一次，調查組目的明確：突破攻守同盟，徹底查清潘宜樂的25萬元入股資金是借貸還是受賄。

為了排除干擾，防止串供，根據中紀委有關規定，調查組將潘宜樂帶到北京交待問題。

諸熟法律的潘宜樂清楚，自己借錢參與經商，充其量只是違紀，而受賄則觸犯了刑律。所以他始終堅稱25萬元是借的，並避重就輕地寫了一份檢查，說自己借錢辦公司違背了中央紀委的有關規定，今後要痛改前非，兢兢業業工作。

然而，潘宜樂沒有想到的是，在政策的感化和法律的威懾面前，其“盟友”的心理防線崩潰了。隨著拍賣行總經理高某及其他當事人的指證，整個事件真相大白。

1995年，潘宜樂的老戰友、也是從政法機關退休下來的邢某從東北到廣西投奔潘宜樂，希望下海經商。於是，潘宜樂介紹邢某結識了拍賣行總經理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