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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項工作”。自這次會議以後，查處大要案的力度明顯加大。

從1993年到1997年3月，全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68。38萬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63。2萬多人，其中縣（處）級以上2萬餘人，地（廳）級以上1600多人。查處了無錫新興實業總公司非法集資案、南京金中富期貨詐騙案等一批涉及金額超億元的大案。

最引人注目、震撼力最大的，是被老百姓稱作“大老虎”的一批省部級領導幹部如王寶森、李效時、歐陽德、韋澤芳等紛紛落馬。僅在北京市，被查處的省部級以上的領導幹部就有：原中央政治局委員、市委書記陳希同，市委常委、副市長王寶森，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鐵英，市政協副主席黃紀誠。

90年代初期，中央就設定了“道德思想防線”，對制止公款旅遊，對出國訪問、用車、住房、收受禮品、公務接待標準等等，都做了規定。雖然規定越來越多，條文也越來越細緻，但一些人卻置若罔聞，這種防範於前的思想道德防線，根本擋不住一些膽大妄為者。

1997年初，中央紀委一位負責人坦言：像“三機關一部門”（黨政領導機關、行政執法機關、司法機關和經濟管理部門）和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是我們反腐敗的重點，查處的力度也較大，但問題仍然很突出。

1995年是打“大老虎”最多的一年，但1996年1～11月，涉及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的案件仍達5643件，比上年同期增長17。2％。不僅數量逐年增加，而且層次越來越高。1995年受處分的地（廳）級幹部人數比1994年上升39％，比1993年上升64。1％，省部級領導幹部違法違紀的人數也在增加。特別嚴重的是，違反政治紀律與經濟違法交織在一起，甚至發展到“以錢買官、以官賺錢”的惡劣程度。

頂風作案日益突出。貴州省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向序明嫖娼、賭博、受賄等違紀問題，是在接替原董事長閻健宏（因貪汙受賄被判死刑）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犯下的。

窩案、串案增多，法人行為、集團行為甚至政府部門行為增多。許多案件往往是幾人、幾十人甚至上百人參與作案。貴州省查處閻健宏行賄受賄、挪用公款案，帶出8名地廳級以上幹部和5名處級幹部，福建閩江工程局特大受賄案涉及局黨委書記、局長、4名副局長等7名地（廳）級幹部和19名處級幹部，無錫新興實業總公司非法集資案帶出一串案件，涉及2180人。

在中央高層反腐敗的決心如此堅決、查處大要案的力度越來越大、查辦案件的效率和質量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局面為什麼是這樣呢？

較之於前兩年，1997年的反腐敗似乎平靜一些，因為沒有那麼多顯赫的“老虎”被揪出來。其實不然，外在的平靜，意味著中國反腐敗鬥爭策略的一次質的轉變：由主要注重查處大案要案（治標），轉向在加大查處大要案力度的同時，更加註重從制度建設上剷除滋生腐敗的土壤（標本兼治）。

包括國外的傳媒都敏感地注意到這一動態：1997年上半年，《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領導幹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關於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制止奢侈浪費行為的規定》等6部黨內法規，在極短的時間內集中頒佈。有關人士分析說，這幾部黨內法規，把黨員領導幹部的廉潔自律工作納入了法制軌道，是中國反腐敗鬥爭從“軟約束”走向“硬約束”，從道德規範走上法制軌道的一個鮮明體現。

如共計172條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試行）》，對政治類錯誤、組織和人事類錯誤、經濟類錯誤、失職類錯誤、侵犯黨員權利和公民權利類錯誤、嚴重違反社會主義道德類錯誤、違反社會管理程式類錯誤，都有具體的界定和處分規定，成為一部比較系統、完整的黨內處理違紀案件的基礎性法規，也可以說是一部黨內的“刑法”。

法律法規只是一條“高壓線”，它的預定功能依然是威懾和不留情面的“殺傷”。要剷除滋生腐敗的土壤，則要藉助於制度創新。

權力具有天然的腐蝕性，權力腐敗的特徵是“權錢交易”，越容易交換，腐敗就是越嚴重。計劃經濟時代，權力運作相對封閉，權錢交換不太容易；市場經濟條件下，權錢交換方便了，權力的腐蝕性激增。而權力在進行權錢交易時，又會自主地尋找隱秘的條件。因此，要最大限度地限制權錢交易，就要用“公開”來破除權力的隱秘性，透過各種制度，增加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