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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愈發展，和平愈鞏固。要爭取民主改革，鞏固國內和平。鬥爭的總路線仍然是需要有團結有鬥爭，放手動員群眾，有理有利有節。主要的是非武裝鬥爭，抗日時期與日本投降後五個月中，鬥爭形式主要是武裝的，以後和平實現，非武裝的政治鬥爭是主要的決定的東西。”“特務機關還一定要堅持獨裁，用種種陰謀來破壞民主運動，但和平的實現有其深厚的社會原因與國際背景，美國拋棄赫爾利政策也是經歷了一番猛烈的鬥爭。我們的強大力量與五個月鬥爭使得赫爾利垮臺，使得美國政策由站在矛盾之中變為站在矛盾之上，這是第一個因素。第二是全國人民的壓力，昆明示威是其一例。第三是國際壓力，美國政策與三國會議。加上他自己的困難，軍事困難、財政困難等。”“這樣才迫使蔣接受和平。我們的要求雖還沒有完全解決，但已爭得和平，沒有損失人民的基本利益，軍事上獲得了很大勝利。這些勝利在和平之下是會儲存的。”

劉少奇的發言十分清楚地表白了當時中共中央對待和平問題的基本立場和主張。

此間的1　月31日，周恩來率領的中共代表團在政協會議上與民主黨派人士相互配合，在會議上透過了政府組織案、《和平建國綱領》和《憲法草案》等五項提案，確定改組政府，召開立憲國民大會，整編全國軍隊，實行軍黨分立和議會制等原則。這些決議實質上是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否定，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中共中央也著實準備在此基礎上為實現和平建設繼續走下去。如果說這份檔案還不足為憑，那麼到了這一年的2　月1　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黨內指示則再清楚不過地闡述了中共對於和平期盼的真實性。在這個指示中，雖然也提出了“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長期的”要求，告誡全黨“一切準備好不怕和平的萬一被破壞”，但是細研這一指示，不難發現這一指示著重強調的是“中國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該指示曰：“武裝鬥爭是一般的停止了”，“中國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轉變為非武裝的群眾的議會鬥爭，國內問題改由政治方式來解決。黨的全部工作，必須適應這一新形勢”，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是“一部分同志狹隘的關門主義”，因而要求全黨必須很好地克服那種不相信內戰會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實現，以及不相信蔣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實現民主改革，並能與我黨合作建國，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階段已經到來的“左”的傾向。

同已延安還召開了幹部會議，劉少奇作了關於時局問題的報告，進一步闡述說：“現在已經開創了新的局面，從重慶停戰協定成立、停戰命令釋出後，各地戰鬥除個別衝突外，一般是停止了。現政協會昨閉幕，決議今天可發表。”“這些決議的透過、實行，會使國民黨一黨專政開始破壞，從此中國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階段。”“雖然要經過很多曲折，但應估計到新階段已開始。”

不僅如此，到了2　月6　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確定中共參加國家憲草審議委員會和國民政府委員會、行政院的官員名單。毛澤東根據會議的決定，覆電在重慶的中共代表團，指出：（一）同意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博古及何思敬5　人為憲草審議委員。（二）國府委員仍照周恩來1　月27日返延時議定的8　人，即毛澤東、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劉少奇。範明樞、張聞天為適宜，以便將來全黨指導中心移至外邊。第一次會議少奇可不出席。如範明樞不就，可提彭真。（三）同意以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分任行政院副院長、兩個部長及不管部部長。

由此可見，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期望過這次和平談判能夠成功，併為和平一旦實現後，參加政府活動作了認真的準備，選出了自己的政府閣員的代表。

毛澤東對於未來國共可能合作共同建設新國家持樂觀態度。2　月9　日，他在接見美聯社記者時說過如下一段話：政協會議成績圓滿，令人興奮。今後當然還有困難，但相信各種障礙都可以掃除。總的方面，中國走上民主舞臺的步驟已經部署完成。各黨當前任務，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決議，組織立憲政府，實行經濟復興。共產黨於此準備出力擁護。對於政治的及經濟的民主活動，將無保留，出面參加。

毛澤東還在最為關鍵的問題即軍隊問題上作出了巨大犧牲。3　月6　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至關重要的檔案，即關於“精兵簡政”的黨內指示，這一指示對山東、華中和晉冀魯豫三個解放區的軍隊員額提出了分兩期裁減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