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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社會風氣已經變到這個程度，赤裸裸地剝削僱工！按這位農民的話說就是人心變壞了。不克扣工錢，飯店老闆怎麼能賺著錢。去年打工的那家飯店至今欠著他700元錢，就是要不回來。

中國是個正在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國家，是個經濟正在轉型的國家。隨著個體私營企業越來越多，賴帳、剋扣工資的現象將越來越多。我們這些呆在高層的學者們往往對變化著的社會太不瞭解，還在一腔情願地想著社會問題。實際上上層建築這種狀態已經很不適應變化了的經濟基礎。

由此使我感到工會這種社團組織的重要性。僱主之所以這樣肆無忌憚地盤剝工人，主要是因為僱工是弱者，無依無靠的弱者。有的僱工給老闆白乾了一年活，到頭被一頓臭打趕出了店門。有些老闆手下有一批打手，象浙江溫嶺的張畏黑社會集團，就是這樣靠打手來對付顧客和僱工的。

因此，工人們必須組織起來，必須有行業工會或社團組織的保護，必須有為工人說話的地方，有為工人伸張正義的地方。目前我國政府的工會似乎很跟不上時代的需求，對於那些零散的就業者根本顧不過來，但又不允許工人們自行組織工會，這就造成僱工被剝削無處訴而僱主越發肆無忌憚地剝削僱工的情況。

上海當年的青紅幫是怎麼誕生和為什麼存在的？看看杜月笙的發家史，其實就是靠組織工人幫派起家的，靠維護碼頭工人利益起家的。早年這些幫派都是弱勢群體為保護自己利益而自發組織起來，但在那個時代和那個社會最後發展成了強權勢力甚至是惡勢力。

今天，隨著形勢的變化，勞動者的維權組織必須儘快建立起來。不僅是城市的工人，還有農村的農民，都要有維護權利的組織。最近一年，我注意到理論界開始討論農會的問題。在農村是否有必要成立農會？問題既然已經提了出來，便說明社會有了這種需要。回想當年毛澤東領導湖南農民運動那個時候，農會組織風起雲湧，“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震天響。可以看出，農會組織對維護農民利益有多麼重要。這一時期的毛澤東是農民權利最大的維護者。歷史發展到今天，農民維護自己的利益是否已經不需要這種組織形式？這個問題值得深入思考。

透過大量的社會現實，我們可以認識到“人之初性本善”這句話有問題。人性在沒有制約和規制時，惡的一面便要爆發出來。因此，制度必須要建立在控制惡的基礎上，然後才是發揚善。要首先想到人的自私性和貪婪性甚至殘暴性，一切制度和法規必須從這一假設出發，空談高尚無濟於事。由於當前大量侵權事件發生，控制“惡”的社會組織必須儘快建立。在政府管不過來的情況下，群眾的事情必須由群眾去辦。一些進城的農民可以在某些方面的引導和幫助下建立自己的維權組織，哪怕是過去的那種同鄉會，在遇到困難的時候都可能幫上忙。社會應該設立一些這樣的非贏利社團組織？

但是，從國家的角度來看，似乎至今還沒有這種考慮。我國已經正式加入了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由於中國的國情所限，中國對公約中的一些基本條款有所保留，因為這些條款與中國的現行憲法相左，如成立自由工會、加入國際工會組織以及遊行罷工的權利。關於罷工的權利，在1954年憲法中還有這一內容，但到了1982年修改憲法時卻把這一條取消了。儘管憲法裡取消了這一內容，但現實中這一內容卻幾乎經常發生。有些工地幹著幹著突然停工了，原因是工人們都跑了，實際上這就是變相的罷工。因此，今後中國憲法中要不要加上這一條實在值得考慮。

一些國家在批准這個公約時都宣告根據自己國家的法律來實施這條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批准公約時也聲稱，中國政府對公約第八條第一款甲項“人人有權組織工會和參加他所選擇的工會”這一條，將根據中國憲法、工會法和勞動法的有關規定辦理。建國以來，我國的勞動者一直按照我國的有關法律組織和參加工會，今後將會繼續這麼做。如此看，自由工會今後在中國是不可能出現的。但社會是在經常發生變化的。法律必須根據變化著的現實修改。特別是中國的事情都是靠社會誕生。你不想要，它也要冒出來。例如黑社會，三陪女，誰也沒有承認它們合法，但它們就是出現了。而屬於維護自己正當權利的行會或組織，更是遏制不住。所以，中國的事情還要看今後的變化。

＇5＇，社會保障權。

公約第九條是：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據說這一條是中國政府與聯合國簽約時感到最困難的。我們國家的社會保障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