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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信遞交給北越駐莫斯科的大使館。同日，約翰遜再次命令把停止對北越的一切轟炸作為春節期間全面停火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2月初，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倫敦訪問，越旨問題成為他與英國首相威爾遜討論的若干問題之一。威爾遜似乎認為，他和蘇聯領導人可能作為調解人並促成越南戰爭的解決。約翰遜對此表示“強烈懷疑”。但是，他願意讓他的英國朋友“試一試”。在柯西金返回莫斯科的當天早晨，河內電臺廣播了胡志明對羅馬教皇保羅的和平呼籲所作的嚴厲的、毫不妥協的答覆。首先譴責美國對北方的轟炸是不能容忍的強盜行為，堅持越方的“四點計劃”——包括撤出美國的一切武裝力量——作為唯一的爭取和平的基礎；強調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必須被認為是南越人民的唯一的真正代表。

和談不成，戰爭進一步升級。

1967年7月底以前，西貢頭目阮高其宣稱，南越的武裝力量將增加65000人，總數將超過100多萬，同時考慮把徵兵年齡降低到18歲。在此期間，泰國的“志願軍團”開始抵達越南，並預定9月份進入陣地。在8月3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約翰遜公開宣佈，贊同把佈防人數增加到4。5萬到5萬人，在下一年，1968年，各兵種新的最高限額將達到52。5萬人。

就在越南和談陷入僵局的時候，越南戰爭成了亨利·基辛格注入約翰遜政府的敲門磚。經洛奇和邦迪推薦，他出任國務院政策顧問。然而，越南問題並不是基辛格的專長。他的興趣一向集中在該戰略、歐洲和大西洋聯盟等問題上。他遊歷過的世界是西方，不是東方。他對歐洲如數家珍，卻從未涉足東南亞。儘管如此、這個問題對他也不能說是完全陌生的。哈佛大學是反對越南戰爭輿論的“溫床”。基辛格對官方人士的思想是熟悉的，這些人老是說，看到“隧道將盡，光明在望”。他閱讀來自西貢的新聞報道，這些報道經常同約翰遜白宮的“樂觀言論”唱反調。他十分了解法國的觀點，即認為這是一場骯髒的戰爭。

基辛格曾訪問越南多次。第一次是1965年10月，同行的有克拉克·克利福德。克利福德是華盛頓有勢力的律師，擔任過從杜魯門開始的歷屆民主黨總統的顧問，後來在1968年初繼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擔任了國防部長。他們的任務是對美國在越南問題上應該採取什麼方針作出估計。

當然，基辛格同明顯的掌權人物進行了商談——美國方面，找了大使館、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南越方面，找了阮高其、阮文紹和其他高階將領。但他也知道官方說的那一套總是報喜不報憂的，所以他便跳出了“要人”的圈子，開始向不當權的人們徵求意見。他同佛教領袖、當地的知識分子、村長、記者們談話。他認識到西貢和偏僻的村莊實際上是兩個不同的越南，因此，也下鄉走走，詢問一些有關越南歷史、社會和文化的情況。越南人是怎樣的一種人？他們有什麼民族傳統？他們有政治基礎嗎？他們能應付戰爭嗎？南越的軍隊情況怎樣？能改進嗎？怎麼改進？要多久？最重要的是，除了源源運進美國軍隊和戰爭物資以外，美國還能用什麼更切實的方法來幫助南越？

經過這次“走馬觀花”的訪問，使他感到“震驚”的是，雖然大量投入了美國兵和美元，但在南越政府當時和未來的領導人中，“幾乎完全缺乏政治上的成熟性和無私的政治動機”。在回華盛頓的途中，基辛格在加利福尼亞州聖莫尼作為“思想庫”的蘭德公司作了短暫停留，報告他南越之行的調查結果。那裡的專家不是認識基辛格本人便是熟悉他的著作的，因此來聽的人十分踴躍。當時在場的一位有名的東南亞問題的專家後來回憶道：“這是我所聽到過的對這場戰爭最精闢的分析。他了解軍事形勢、政治形勢，對於交談過的越南人，誰的話值得聽，誰的話要打折扣，他都心中有數。據他估計，‘我們正在執行的軍事戰略非常錯誤，我們不是在進行一場反叛亂戰鬥，而是在對非常規的敵人進行一場常規戰爭。我們已經把我們的旗子釘死在西貢一小撮聲名狼藉的政客和將軍們的旗杆上了。”

基辛格是到了尼克松政府時才成為世界上最有名的秘密談判家的；但他早在約翰遜政府時代就成了一位代號叫做“賓夕法尼亞行動”的關鍵人物。這個行動就是由華盛頓透過基辛格所熟識的一個法國微生物學家，同河內極秘密地進行通訊。那個法國微生物學家名叫埃爾貝·馬科維奇，他認識一個叫奧布拉克的法國人，而這個法國人認識胡志明。基辛格和這兩個法國人都不是精通外交談判藝術的老手，只是抱著尋求結束戰爭的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