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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物質資源去補充我們給他們造成的損失，在我們一再打擊之下，敵軍士氣很快就渙散了。參加戰鬥的不僅是我們人民民族解放武裝力量的幹部、戰士和全體人民，而且住在六號公路沿線的佛教僧侶也都參加了。”

西哈努克對這一情況十分滿意。他說：“人民的全力支援說明：為什麼我們在數量上佔劣勢的軍隊，在沒有重武器來對付敵人的坦克、大飽和飛機的情況下，也還能夠戰勝敵人。“真臘二號’不是一次孤立的戰鬥，而是一次和我們在所有戰場採取主動軍事行動相配合的戰鬥。人民的這種支援，是以人民在過去和現在都同勝利有超過一般的利害關係為條件的：那就是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綱領所宣佈的農村新生活。”

《聖路易郵報》記者理查德·達德曼，他在民族統一陣線成立並廣播了它的綱領之後，私自進入解放區活動，沒有多久就被俘虜了，在獲釋後，他在一篇報道中寫道：“我看到了這種柬埔寨的人民運動的早期發展占人口大多數的柬埔寨農村，正在被徹底地、迅速地改造成為大規模的、專心致志的革命根據地在每個種植園或每家農舍我們都看到了效忠西哈努克的跡象，以及它的對立面——對美國和尼克松總統的深仇大恨”

3月政變後大約一年左右，西哈努克從他老相識那裡收到不少來信。他說，“這些人在思想意識上同紅色高棉相距甚遠”，但他們對金邊的腐敗無能再也忍受不下去，所以就設法跑到解放區去了。這些來信中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他們都異口同聲地堅持說：“他們找到了自由、民主的生活。”

前《民族》週刊社長羅介託的來信是最典型的。他在講了金邊生活如何腐朽以及他為什麼要同他一家逃離金邊之後，寫道：

“解放區是真正的新柬埔寨一一獨立、民主的柬埔寨——是真正了不起的，人民過著享有尊嚴的生活，他們是他們村子的真正主人。人們——從老年人到孩子和年輕人——的臉上的歡樂和熱情，是他們對最後勝利和光明前途有信心的明證我們在解放區所親眼看到的一切，使我們對我們的人民和柬埔寨民族統一戰線充滿了信心和自豪感。”

羅介託逃離金邊的那個時候，經常也有自由職業者和知識分子出走。

1971年3月初，西哈努克收到了這批人給他寫的一封聯名信。他們之中有位金邊最著名的外科醫生、一位牙科醫生、幾位上程師和政府工作人員。他們寫道：

“解放區離首都並不太遠，但我們卻有進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感覺。行政大樓四周沒有鐵絲網。沒有帶著刺刀槍的傀儡軍惡狠狠地把過路人從頭搜查到腳。沒有貪汙，沒有警察的突然襲擊，沒有宵禁，沒有侮辱年輕婦女的事件。知識受到尊重；天才受到欣賞和鼓勵。知識分子，所有愛國的、進步的個人都可以把他們的民主思想、愛國主義思想和對人民感情付諸實踐。每個人的尊嚴都受到尊重。”

西哈努克說，寫這些信的大多數人現在沒有，過去也沒有受過什麼政治訓練，但朗諾和尼克松改變了他們。他們是中產階級自由職業者、政府工作人員和知識分子，他們每天忙於於他們的日常工作，大概對於3月18日政變並不怎麼關心。很多人被那些煽動性的保證弄得暈頭轉向，而據說成立了“共和國”就會給人們帶來光明前途。例如孔旺夫人，一位受過法國教育的青年女藥劑師，就是其中的一個。

這位女藥劑師，出身於一個富有的資產階級家庭，在金邊開設了一家最負盛名的藥店。但是，在朗諾統治下的金邊生活了幾個月就受不了啦。她冒生命的危險，拋棄了她的財產，跑到解放區來。“如果一定要對這樣的人貼個政治標籤的話，那恐怕也只能算‘自由主義中間派’。要是他們屬於‘進步分子’的話，那在一年前也許早就逃離了。”西哈努克說，“我講這些並不是要譴責他們，因為許多正直的愛國人士都受過朗諾一施裡瑪達政權的矇蔽。我說這些是為了強調指出，根本不可能指責他們是紅色高棉的宣傳員。”

西哈努克的女婿西索瓦·杜薩迪親王，在一封長信裡給他的岳父帶來了最令人吃驚的訊息，而他本人，按西哈努克的說法是“一個保守派的青年人”，在1971年8月到達解放區以前“恐怕一輩子都沒有接觸過任何紅色高棉分子”，西哈努克認為他是個為人正直、辦事負責的人，所以當杜薩迪向他最小的女兒波東帕花公主求婚時，西哈努克同意了。杜薩迪在培養文官的學校受過教育。3月18日政變時，他年方29歲，在金邊國家百貨商店經理部任職。由於他和西哈努克有姻親關係，他馬上就被革了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