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1/4 頁)

過了好久，看看沒有人再來奏事，她忍不住問奏事處的太監：“今天怎麼再沒有奏事的人了？”？

“國事已經歸袁世凱了！”首領太監碰頭回答，“太后請只問家事！”？

“太后默然了，面色非常難受。”劉某又說，“今天這些孤忠遺老，那時一個也沒見。大約列朝亡國，都沒有這個樣子罷？”？

邱和來說：“從那時到今天，因為亡國盡忠捐軀的人，一個也沒有，就是前天神武門餓死了兩條狗！”

陳去病先生矮小純篤，是一個真正的學者，他是老同盟會、老國民黨，同莊思老、吳稚老都是清代南菁書院的高材生，後來結了一個叫做南社的詩社朋友，我是因為故宮這一場合作認識了他。後來他在鎮江焦山修《江蘇省通志》，又同莊先生共事一直到死都沒有做官，我們也沒有再見，這是我在故宮認識的諸位之中印象最好，沒有遺憾的一人。

第二部分：成立故宮博物院學風官風（1）

上文是一段清宮接收開始。同清室內務府因為點查物品的糾紛費了一番唇舌之後，段祺瑞執政方面有了批示，其他人已經沒有方法再推翻清室善後委員會這個組織了。某些反對者只有悲憤交集地在旁邊生氣，委員會則積極地著手點查宮內物品。這是集合學校與政府機關的全體參與人員合作，大家覺得是一樁有趣希奇的事，都是貼車錢盡義務來工作，偶爾委員會預備幾桌午餐、或者燒餅鏝頭之類來招待大家，然而多數自理。好在多數機關公教人員，那時至少各人都有一輛包車可坐，自己都有公館，食住不成問題。

在此合作的朋友，都有相當地位，生活也還優裕。“故宮”作為清朝的首善之區，其實並非盡善盡美，反而是個陰氣瀰漫的地方。在此地工作，進來先要走一段北風颳面的甬巷，有的地方，多年都沒開門，甚至有一個什麼宮（名稱忘記了），在乾隆年間一直封鎖到現在沒有開過，其中塵積蛛網，鬼氣森森，宮殿之內，照例不能生火，寒冷到不能忍受。

點查的擔任地點，都用抽籤來決定，大家不能挑選，也只有硬著頭皮忍受。為什麼要來呢？自然是急公、好奇、好古、有趣，合起這幾個因素來自動願意參加。有人問：你們為什麼這樣急公好義做這樣一點報酬也沒有的工作，一定是想偷點東西無疑。我聽了很生氣，這種人當然他的品性上沒有以上我指出的那幾種因素，然而可見我們這一班參加的人除了吃苦以外，還要負一處名譽上損失，這在目前的中國社會上，真是除了“生得賤”而外，沒有什麼可以解釋了。

我自然不能說這樣卑劣思想的人一個沒有，但是我除了擔保著自己，我當時對於大多數的同人都是這樣想。或者有少數不良分子，當時確是因為規則相當周到嚴肅而不可能，有以為不合算者慢慢地他自己也就不來了。？

於是我們要問到：同人既然這樣來去自由，大家都沒有酬報，這事業如此艱苦，假使興趣過去，一鬨而散，怎麼辦呢？

不！他們是一批行政方面執行經常事務的人（後來我也身當其任），因為委員長李石曾在北大任教，所以以北大為中堅，在最初的時期，高階一些的，都是北大的高階教職員，有如我這本記載裡的主要分子，如李宗侗（玄伯）、沈兼士、馬衡（叔平）、袁同禮（守和）、俞同奎（星樞）五位，都是後來故宮博物院掌握實權的人物，都是北大當時的重要教職員。此外易培基（寅村）、莊思老、張繼（溥泉）、江瀚（叔海）同我，則都是以政治地位的外串，在當時並沒有掌握內部的行政，卻有比較密切關鍵的作用而已，其餘的暫時不提。

那末，低階的職員，當時都是北大的，一般不是職員便是學生了，當時他們有無收入，我還不得而知，後來這些人都是有給職了，但是不甚豐裕而已。

寫到此地，我忽然又想起一個插曲，且把它記在下面：

在點查的時候，點到一部《春秋左傳》，記錄物品的當然是一個北大的學生或者職員，在點查的人告訴他《春秋左傳》四個字的當時，他一個一個字的問：怎麼樣寫？講了多少遍，還改了多少次，方才寫成功。

另外一件故事，是一個教授當組長，也有一些學生在當點查，他們點到一件彝器（後來據說是周尊）在點查報告上赫然大書“黑銅痰盂”一件，真是滑稽透頂。這當然不是考古學的教授與學生。這個文書科的職員，在會議上寫記錄，滿頭大汗，一蹋糊塗。我問起他的來歷，說是北大的文書員，被贈送了文科的學位。假使此語不虛，我是不禁為此大叫屈的。不知道這褻瀆北大文科的責任是應該誰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