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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上午，翊雲偕同王、袁、沈三位同來院中接收，江、王兩位都是舊維持會的常務委員，他們一切都接頭，我就沒有去。我對故宮維持的任務，在此告一段落。

第二部分：成立故宮博物院索薪受窘（8）

24日，管理委員會發表大批幹事如左：

馬衡、俞同奎、彭濟群、顏澤祺、惲寶惠、張瑋、譚祖任、張鶴、梁玉書、許寶蘅、袁同禮、徐鴻寶、張允亮、沈兼士、陳慶龠、孫樹棠、陳寶泉、楊策、張凌恩、瞿宣穎、李升培、許福奎、凌念京、倫明。

以上幹事24人，舊人中馬衡、俞星樞、彭志雲、沈兼士、袁守和五位皆在其內，彭志雲辭，沈兼士不理，馬、俞、袁都屈就了。並且因為古物館莊思老因病辭館長，以江翊雲繼；圖書館館長本來是江叔老，現在也連帶去職，改聘了傅增湘；馬衡仍任古物館副館長，守和仍任圖書館副館長；袁金鎧兼總務處長，惲寶惠副之。於是管理委員會大定了。

12月1日，我與惲恭孚同在福興居有朋友約宴，惲告訴我本院改組後的情形，說：“王士珍處有攻訐你的信，並且說有通南既國民黨的嫌疑，王老是不願追究。”

“什麼通南，過一過又要說我通共了。有盜竊的嫌疑嗎？”我笑問。

他說：“沒有！”

後來又聽說：他們在袁金鎧處攻我尤烈，袁也沒有理會。這都是我們共患難的自己人。？　我自責地想：“我的不善處世，以至兩面不討好，這是事實告訴我了！”我不推卸，也不後悔。所傷心的，是這些先生們，告到敵對方面，不惜陷之於性命交關的地位，而且不怕為對方所竊笑。此卻為何？至今沒有明白。

此後，我還是向這兩面不討好的路線走著。？

以後的一段大致有7個月的時間，我不得不脫離了博物院，一個最鮮明的對照，我不能不自己提出的，是：在故宮整個被北洋系政府強力控制的時間，我是自認接近南方國民黨的，北大系統朋友卻認為我是北政府的人。如今我退出了這個局面，而他們自己反而在忍辱負重的名義下同流了。

這時候，彭志雲是東北人卻也不與東北人合作，是我欽佩地引為同志的，沈兼士雖然有不合作的形式，但是他並未辭職，而其唯一手下的學生史明，卻成了袁金凱的心腹，後來隨袁到東北去做了縣長。袁守和卻與傅增湘發生最密切的關係，以致破壞了院章，將宋版孤本的《郡齋讀書記》攜出，交付商務印書館影印，惹起了麻煩，雖然只是為了生意經。

在這7個月之內，南京政府方面，依舊時時通訊與我們注意其事，我們也還有些舊雨在內通訊息，似乎並未放棄責任，實做了通南的勾當，我只有感激王士珍、袁金鎧以及沈內長諸位的雅量，並沒有重視攻訐人的意旨。雖然張作霖大元帥在懷仁堂“昭告”我們有“食劉秀之祿，做王莽之事”的警語。

第二部分：成立故宮博物院復院與經費（1）

轉眼到了1928年夏天，我還是在內務部兼市政公所坐辦任上“食劉秀之祿”。

國民黨北伐軍到了濟南，北政府人心惶惶了，忽然沈內長向我說：“不要緊了，國民黨的軍隊，在濟南被日本人橫殺一槍，給擋住了。”

這就是蔡公時被殺之役。我聽著不免腹誹，我知道日本人做生意的慣技，覺得格外氣憤，同時也不免憂慮。我們實在對北洋系那些軍閥武人討厭透了。所以有“偕亡”之感。並不是與國民黨有什麼特別交情。若論交情，自然是與北方關係深。？

但是，民厭之的，天厭之。張大元帥這位“劉秀”終究支援不下去而下旗回東三省老家了。他英勇可取的是沒有向敵人妥協而被炸死於皇姑屯。我覺得終究盜亦有道，勝於朝秦暮楚的文人掩護在某種名義之下，比無法合作可愛多了。那一天，市政公所有一位元老素以識時務著名的某先生忽然穿中山裝了（那時候我們大都多穿長衫），我笑著說：“氣候要變。”而皇姑屯的訊息立刻傳到。？

轉瞬之間，青天白日旗飛揚到故都，北京改了北平，市政公所改為市政府，何雪竹（成睿）接任市長，我由“坐辦”轉任了秘書長。易寅村以農礦部長負責接收故宮博物院，又任我做農礦部簡任秘書接收北洋政府的舊農商部，我是四個委員之一。那四委員中有一位是參事蕭瑜號子升，他是留法的勤工儉學生，李石曾欣賞的湖南少年。在易寅村第二次任教育總長時做了不到一個月的教育部秘書，他是易先生在長沙第一師範時代的學生，在李、易兩位被段祺瑞加上共產黨“紅帽子”避地東交民巷時，促成了李玄伯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