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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最高委員會，名為統率黨政軍的最高機關，實際，在組織之始，因為何應欽的不欲軍事委員會隸屬其下，藉口說都是蔣介石擔任委員長不要這個帽子，而反對其中有黨政軍平衡的組織，因之缺了一條腿，他是不肯要張嶽軍（群）拿秘書長的名義來滲入他的利益而已。其次因為蔣介石一度自兼行政院，而那一幫奴才式的幕僚，就不敢指揮行政院又去了一條腿，僅僅因為代行中央政治會議，以及可以利用一個不經立法程式隨意釋出特殊政令的特權而被保留著，可憐他生下來就在一個畸形的狀況下發展。

內容呢，一個副秘書長陳布雷以內監式的幕僚控制了全域性，凡是一切政令檔案都須經過他而後才可以達到老蔣，他是較之李蓮英更有文人與紹興師爺之長，在一種虛偽的謙恭下士的態度下操縱了一切，以下懂事的幕潦及一切幫閒階級沒有一個不仰其鼻息，秘書長僅是一個傀儡，張群比較還有一些可以自主，張一出任川省主席，陳布雷兼代了半年，他就在家臥治，將一切託付了一幫等於家奴者流在處理著。

王亮疇（寵惠）來接任秘書長，以一個法學家，而又老於世故，知道陳不好應付，他僅僅做了一個老蔣的高等翻譯與法律顧問而已。由這一點可以看出國民黨整個失敗之點與內在的腐蝕，所以陳布雷最後的自殺，望好處看，他是自己明白他應負的責任的！

以上，我是簡單地介紹所謂國防最高委員會的重要性。我呢，因為我是出身於清末時代的13歲考入浙江大學堂，後來改為浙江高等，陳布雷正是高等的學生，我們是先後同學，張群之後王亮疇（寵惠）接任了秘書長，陳布雷還是副秘書長，主任秘書盧鑄，蔣是委員長。

王秘書長是我北平時代的舊識，在張群時代，我是名為參議機要秘書，他上任秘書長之後照舊要我管理秘書長私銜的檔案以及蔣介石專給秘書長個人手令的收轉掌管。

由於我在政治方面始終是個低能者，也毫無野心，而張、王等高官用我，也絕非因為我有什麼特別的政治才能，完全因為我是個以文章、書畫為生，也在北洋政府內務部任職多年，有些政務行文方面的經驗。實際上最重要的是他們對書畫方面的雅愛，把我當作了他們可以寄託文人時尚的朋友。所謂書畫一道，從古到今也早已成為官場之中的一種品位與身份的體現。唐朝時的李白，便是唐明皇李隆基的朋友，彼此不過為了好玩而已，豈有它哉。

王秘書長是一個世故甚深的官僚者，也是一個好好先生。以上說明了國防最高委員會的地位是如何！張繼身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或者中央政治委員之一，（我記不清他是兩種中的哪一種，兩種名義都是參加國防最高會議的。）尤其是他的太太崔震華，顯然是看重這個仙山樓閣，尤其以為我這個天子內閣身邊的龍套十分了不得！以為是“日邊紅杏”！腹心之患，會在最高執政的耳邊傷害他們，以報“故宮盜寶案”冤案之仇。務必去之而後快。然而他們所不幸而值得惋惜的，是張嶽軍（群）和王亮疇（寵惠）都深知道故宮博物院冤案的內幕，張繼的力量又籠罩不住他們二位，他們也都相當知道我的品格。張繼夫婦用三大厚冊印刷品來到處傳送轟炸也頑鈍地不動。朋友們見到之後，一致的表現是視若無睹。

因此，張太太崔震華這一枝“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長勝軍，終於在我這裡受到了阻礙，諸多陰謀，化為無形。

又一個可笑的怪事來了！？

我前面提過”我們因為逃避重慶的空襲，眷屬姻友一部分都因馮若飛的關係而遷居江安，由我的表妹夫余上沅創辦的國立戲劇學校也遷移到江安，我的大兒祖光同戲劇作家曹禺（萬家寶）同在戲劇學校擔任教職，曹禺的夫人鄭秀卻是鄭烈的女兒，因為以上的一些關係，大家同客江安，同我家裡一班兒女都有相當友誼，所以我同鄭烈在政治上是一個素不相識的敵人，而他的女兒卻非常相熟地口口聲聲尊稱我為老伯，這當然與鄭烈無關。

此時已經1942年了，張群做著四川省主席，國防最高委員會的秘書長是王亮疇（寵惠）。我的家眷已經遷回重慶，住在郊外唐家沱，我一個人卻借住在重慶的地方法院，同他們一幫推事、檢察官，相當廝熟。

第四部分：返平受訊記辱國防最高委員會內幕以及張崔輩的小挫（2）

忽然，有好幾位推事、檢察官都來看我，一致地詫異動問：“您不是到成都去了嗎？”當我否認了這事實，他們又都默不作聲而去，我已經微微地覺著可疑。

同時又接到戲劇學校校長余上沅同他夫人我的表妹陳丁嫵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