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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的鄧中夏來到我的房間裡，板著臉孔向我說：“危乎殆哉！你這樣會墮落下去”他

的意思是指我應以求學為主，有餘暇有餘力才可去做職工運動，現在竟不顧一切，靠典當度

日，那是不行的。我聽了這種“教訓”，覺得他不瞭解內情，忍不住憤慨地指著他說：“滾出

去，誰來聽你這套陳腔濫調！”可是他反笑著向我說：“有幾位朋友約好正在中央公園等你，

有話到那裡去說罷！”不管我在生氣，硬拉著我的手，拖著我一同出去了。

在中央公園柏樹林中，幾位知心的朋友，圍坐在一張茶桌的四周，他們都是社會主義青

年團團員。我向他們說，在共產主義運動剛開始的時候，工作千頭萬緒，必須有人犧牲一切，

一心一意的去幹，才能望其有成。接著我告訴他們目前經費困難的情形：李大釗先生每月已

拿出百元上下，他家境清貧，可說已盡了他最大的力量，我們不應再增加他的負擔；上月長

辛店學校的開辦費和經常費以及本月赤字的一百五十元，十九都是由我籌措的。我這個各處

走動的人，家中每年寄來的三百元早已用光了，現在除挪借以外，自然只有典當度日。我們

又不肯隨便用人家的錢，例如梁善濟①曾表示願意幫助長辛店工人子弟學校經費三千元，這

雖是出於他的善意，但他是研究系的首領之一，我們為保持工人運動的純潔起見，婉詞加以

謝絕了。這件事是在座的高尚德所知道的。根據這些情形，我反問他們：“我的典賣東西，

乃是由於工作的需要，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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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他們聽了後一致動容，向我表示既然情況如此，為何早不提出討論？我說，李先生和我

都想等到工作有相當頭緒的時候，再提出來討論。於是他們都表示願意立即分擔經費的責任。

有的拿出五元，有的拿出十元，當場就湊了幾十元交給我。不久經費問題就在共產黨小組和

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會議上提出討論，規定各位同志按月都要量力捐獻若干。

從此，經費的事情由李大釗先生負責處理，情況比較穩定。除他自己和一般同志們捐獻

的以外，也向我們認為可以接受的同情者們去籌集一些。如北大的李辛白先生每月捐助二十

元，俄文教員柏烈偉一次捐助了一百元等。這件事毋需我去操心，我可以專心到各處去發動

工作、如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