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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者們認為是一件最重要的工作。這工作首先在長

辛店京漢鐵路的工廠裡開始，我是這工作的最先發動人。

長辛店離北京不過二十一公里，京漢鐵路北段的修車廠設在那裡，有工人一千幾百人。

我在五四運動時擔任講演部工作的時候，曾率領一隊同學到那裡去對工人演講，宣傳愛國和

發展十人團的組織。當時長辛店的工人們以敬佩愛國青年的心情熱誠地招待過我們。他們搬

出了開水、鹹菜和饅頭來款待我們。這些東西確是他們所能拿出來的最好的東西。可是有些

同學看見蒼蠅飛舞其間，饅頭似乎也不夠新鮮，因而託辭不吃；唯有我和工人們一樣，滿不

在乎的張口大嚼，並一面跟他們大談愛國之道。也許是由於我這種不經意的舉動，在工人們

心目中，產生了一種和諧感，使我能和他們混得比較親熱，這是一年前的舊事。

一九二○年九月間，中共北京小組正式成立後的兩三天，我又來到了長辛店。首先找著

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武君（名字已記不清了）。他是本地人，在鐵路工廠做過工。廠裡的職

工們有些是天主教徒，武君也常到廠裡去傳教，因此他的熟人極多。他陪著我到工廠裡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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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那些正在做工的工人。曾與我有一面之緣的工人們在休息時圍攏來同我交談，他們以為我又

是來宣傳愛國的事。我坦率的告訴他們：“我這次是專程來看看你們，並且問問你們有甚麼

要我幫忙做的事。你們這裡最需要的是甚麼？”他們互相商量了一下，就眾口一詞的表示：

他們的小孩子沒有地方唸書，希望有一間工人子弟學校。我說：“如果能找著房一子，辦一

間工人子弟學校是可以做到的。”他們聽了非常高興。雖然當時那兒的房子很難找，但由於

他們的熱心，沒有幾天，武君便興高采烈的來到北京，告訴我有一所適當的房子，原為兩家

工人的住宅，他們願意讓出來，作為辦學的用途。

工人們這樣熱心和他們對於我的信賴，使我大為高興。我決心去克服經費方面的困難，

要將這所學校創辦起來，便馬上去找朋友李實商量。他是社會主義青年團最早的團員，為人

刻苦耐勞，對於平民教育素有興趣。那時他和十幾位青年朋友組織了一下“生活互助團”，

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聽我說完這件事之後，欣然答應擔任工人子弟學校的教員。於是我就

邀他和武君同去長辛店察看預定作為校舍的那所房子。我們計劃白天辦工人子弟學校，夜晚

辦工人補習班，約需開辦費一百元左右，每月經常費至少需八十元。我掏腰包付出了所需的

費用，學校的籌備工作就這樣積極進行起來了。

長辛店工人子弟學校在十月間開學。學校的課室不大，只能容納四十幾個人，所以一開

始就坐滿了學生，還有不少的工人子弟無法收容進去。工人補習班的情形也是一樣的擁擠不

堪。小學和夜班的教員都由李實一人擔任，武君則辦理學校的雜務。我每星期必定去一次，

在學校住一夜，晚上並向工人講演。因為聽眾太多，經常只好將課堂內的桌椅搬出來，大家

密密地站著聽。有時我還約請北京的朋友們前往講演。我們講演的內容多半是關於工人的生

活如何改良、工人須組織工會和如何組織起來等等問題。

到了十一月底，正是那五位無政府主義者退出共產黨小組的時候，《勞動音週刊》的發

行已由一千份增加到四千份，經費自也隨著增加，再加上長辛店工人子弟學校的費用，我們

每月的各項開支總共達到子二百五十元左右。在這情形下，我的經濟狀況惡化了，沒有錢的

時候，只好將自己的衣物悄悄的拿出典賣，來應付緊急的開支。

當時住在我隔壁房間的那位既不談政治更不是社會主義者的地理學家蘇甲榮同學，看見

我在天氣轉冷的時候反而典當冬衣，大為驚異。他以關懷的心情，暗地裡將我這種情況告訴

我的幾位好朋友。有一天，當我正伏案替《勞動音》寫稿，那個剛剛參加共產黨小組還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