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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電文的原則，接受國民黨的條件，會議也就在一團和氣中結束了。這也是我在西安事變後

所參加過的一次最有效果的會議。

這次會議使我已經冷寂的心情，又有些熱哄哄起來。我覺得政治局委員們到我這裡來開

會，大概是鑑於幾次我未參加中央會議，所以過來遷就。而且這樣一件重大的事，我的意見

如何，他們視為是重要的。會議中一切表現，大致也是尋求諒解，無形中彌縫了過去鬥爭的

裂痕。我即已表示了共同負責的態度，就應考慮今後應否去參加中央的會議和工作。我當時

決定還是保持原有態度，再不受那些陰謀家的擺佈，我雖然可以參加一些工作，但決不再參

加政治局會議。

那次會議後不過數日，抗大教務長成仿吾，邀我去講授政治經濟學，他告訴我這是一個

高階班，學生四十餘人，都是各地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其中半數是大學已經畢業的，程度最

低的也是大學經濟系三年級的學生，不用說他們對經濟學已有相當的知識。不過他們所學的

都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要我去講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

我於一九二八——三　0　年間，在莫斯科讀了約兩年馬克思《資本論》，對於經濟學的造詣

很淺。而且多年廁身軍旅，書本早已扔開了，因而我向成仿吾表示我這半罐子水，如何能講

經濟學。成仿吾極力要我擔任，並說如果我不肯教，再沒有別人可以擔任，這樣，我只好勉

為其難了。

那時，各地的青年學生，湧來延安的大量增加，學生們和從前一樣，揹著自己的行囊，

不辭跋涉與艱險，從遙遠的各方奔向延安。再有些是經過千辛萬苦，才到達目的地，還有些

中途被國民黨攔住了，甚至有些遭到拘捕和殺害。他們將延安看作是抗日聖地，“抗日的到延

安去！”這句話，成了青年人的口頭禪，國民黨壓迫青年的政策，也無異為叢驅雀，為淵驅魚。

中共中央將這些投奔延安的青年都送到抗日軍政大學去學習。到了四月間，外來學生的

數目已有一千幾百人了，抗日軍政大學隨之擴大，城內校址不敷應用，乃擴至城外飛機場附

近，學校的裝置極為簡陋，教員教材尤感缺乏，而學生人數和班次又日在增加。毛澤東在那

裡講授哲學和戰略問題，後來他所發表的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實踐

論》等文，就是以這時的講稿為基礎的。張聞天、凱豐講列寧主義黨的建設，朱德則擔任遊

擊戰術等類的課程，所有中共中央重要人員，大致都擔任了繁重科目，我算是參加較遲的一

個。

我講經濟學，每星期九小時，分排在三個上午，要在三個月內授畢。這是一個繁重和幾

乎吃不消的負擔。我搜集了在延安可能找著的經濟學的書籍，日夜準備我的講稿，每天都要

工作到深夜。在飛機場附近的一個課室裡，學生們帶著他們自備的小凳子，分別排列坐在那

裡聽我講課。課堂內除了一塊黑板之外，沒有任何裝置，學生們都按時來上課，除疾病外，

不會有人缺席，他們都埋頭摘記我所將的話，心無外騖，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也都是關於經

濟學範圍內的。他們覺得他們是自動學習，似乎延安一切生活上的不舒適，都毫不影響他們

的求知慾。

我這樣努力了三個月，幸好完成了任務，如果不是盧溝橋的槍聲，改變了我的教學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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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也許我能成為一個經濟學教授。四十多個學生和我相處的水乳交融，彼此坦誠相對，連師生

間的矜持也沒有了。學生們覺得我是他們所遇見的經濟學教授中最能幹的一個，學校當局也

把我當作一名好教書匠。我雖自知仍不過是一個經濟學的學生，但這些鼓勵也頗使我自慰。

這種極度熱烈的學習氣氛，使我忘記了辛苦，生活上也不感單調。工作之暇，常有學生

到我的住所來，教我唱抗日歌曲，他們也不似我這個學音樂極為笨拙的學生而討厭。我的同

志們和學生們，有時來陪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