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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當時採持平態度，有一次他邀我共進晚餐，向我表示，中共領袖們各有長處，也

各有缺點，過去所發生的事，也各有是非。現在大家應顧全大局，個人只好委屈一點。他並

宣告這些話不只是對我個人如此說，對毛澤東同志也這樣說。主要用意是要大家體念時艱，

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糾紛。他這些話對我當時抱定委屈求全的主意不無影響。

負責審理四方面軍被捕幹部的董必武，更在事實上緩和了這個鬥爭。他和那些被捕者一

個個親自談話，結果證明何畏、許世友、王建安等反對者，並沒有組織性的行動，他們的背

後也沒有人指使和操縱，只是對於抗日軍政大學的鬥爭方式表示不滿，因此憤而反抗。董乃

將多數同志釋放，少數人判處短期禁閉。最高的處罰沒有超過三個月禁閉。被判禁閉的人，

都是提前釋放，所有被釋放者，仍回到軍政大學繼續學習。

抗日軍政大學的鬥爭，發洩仇恨心理仍在持續，但因掀起過大風波，於是在鬥爭方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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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不得不較為緩和，把重點轉移到原四方面軍的幹部，要他們承認過去反中央的錯誤。這樣，

原四方面軍的少數幹部如傅鍾、王維周等，就轉而批評四方面軍領導者某些過失，其他多數

人則表示願意在整個中央領導下，積極學習。這樣，抗日軍政大學內的反抗氣氛才逐漸消失

下去。

毛澤東張聞天等於是召集反張國燾的鬥爭會議，這個會議當時雖是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

的名義召開，但實際上多數重要人物，如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任弼時

等，以及董必武、林伯渠、林彪、羅瑞卿、莫文驊等主要當事人都沒有參加，參加會議的二

十多人，多是抗日軍政大學的學生。

會議開始，首先由凱豐作反張國燾的報告，他說了些中共中央政治路線一向正確和批評

我反中央的不對之後，就解答抗日軍政大學學生們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他說到抗日軍政大學

內有些學生，指責中央歧視四方面軍的幹部，不把他們黨同志看待，簡直比對俘虜還不如，

鬥爭的手段又是違反共產主義的道德。對這一類問題的解答，凱豐竟引證斯大林說過的話，

來證明反對黨內左傾和右傾的錯誤，要採取殘酷無情的鬥爭手段。這段話簡直是文不對題，

對於對待同志不如俘虜的指責他無詞以自解。

凱豐又進而解答有些學生所提出的，不應抹殺四方面軍的英勇奮鬥、和張國燾的領導在

鄂豫皖蘇區和川北蘇區所有過的成就等類問題。他表示四方面軍對於中共和蘇維埃運動確有

過極大貢獻，但這並不能減輕張國燾的“罪過”。四方面軍能有這些成績，是共產國際和中共

中央領導的正確；尤其是已去世的沈澤民，能夠堅持布林什維克的方針；而張國燾卻是一貫

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沈澤民在莫斯科受過純正的列寧主義的薰陶和布林什維克的鍛鍊，

無異能把握正確方針。張國燾雖做過不少的事，但其底子則是機會主義，不能不帶有土匪和

軍閥習氣，得著機會，就要大反中央？？？？？？。

凱豐這位鬥爭主將，花了很長時間來答辯這些問題。然後他說到西路軍的失敗，認為西

路軍失敗的根本原因是四方面軍一般幹部不夠布林什維克化，只有董振堂受過較多布林什維

克的薰陶，可是他死難了。董振堂之死，應由張國燾的錯誤負責，無異是把他陷害死的。於

是他像瘋人似的提高嗓子喊道：“我們應當要張國燾抵董振堂同志的命！”凱豐在結束講話時，

又狂叫一些“土匪”“軍閥”和“反中央”等類字句。

凱豐這篇主控詞實在太不高明，引起了不少反感。在座的毛澤東聽了曾面露不悅之色，

似乎他覺得這還是米夫派的老調，與在江西蘇區時反對他自己那些言辭相較極相類似。張聞

天則在那裡著急，似乎認為凱豐墮入了答辯的陷阱，反而放鬆了控訴的主題。其他的到會者

大多表情冷淡。我這個被攻擊者反而有輕鬆之感，覺得這樣野蠻和低能的攻擊，如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