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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須按法規設定糧食公倉，儲糧以供軍用。

以抗日名義來徵收救國公糧，而法規又很簡便，富有伸縮性，易於實行。在當時“有錢

出錢，有力出力”的抗日口號號召下，農民是特別踴躍繳納這種公糧的。救國公糧，實在就

是統一的農業稅，其所以規定以實物繳交為基礎，是因鑑於抗戰發展下去，貨幣可能混亂和

貶值。後來，在八路軍所到達的地方以及許多敵後遊擊根據地，都實行過這個辦法，收到很

大成效。國民政府對這個法規也甚感興趣。

由於徵收救國公糧和其他財政方面的改進，邊區政府的收入日漸增加。一九三七年九月，

邊區政府收入不足七萬元，十月增至九萬餘元，十一月增至十六萬元。十一月的收入已能供

給陝北黨政機關的需要，而且收入仍在上升。鴉片煙稅日漸退居不重要的地位了，實施禁菸

的阻力也減少了。

此外，那次縣長會議，還有不少的決定，主要是規定各縣政府與邊區政府的關係，各縣

政府及其屬下各級組織的大要和工作方針等等。同時邊區政府本身及其所屬各廳的職權工作

方針等等，都有扼要的規定，以期建立一個新秩序。

由於我在黨內的處境，對於自己工作的成就不敢存有什麼奢望，但也希望邊區政府的例

行工作，能夠順利進行。可是事實上除了徵收救國公糧和增加財政收入，很少遭受干擾外，

其他各項工作幾乎都行不通，雖然經過我和其他的當事者據理力爭，屢次抗議，但中共中央

那種侵犯邊區政府的職權，遇事橫加干涉的作風，早已成為積習，無法改變。我現在只略舉

幾件事，來說明這種真象。

任民政廳長的馬明芳熟悉陝北地方情況，他就任之始，銳意整理各縣政府的組織和工作，

他可以直接向張聞天等進言，也與中共陝北特委書記郭洪濤等關係密切，曾向他們要求重視

各縣政府的工作，和不可隨便調動各縣政府的工作人員，都獲得他們的應允，但執行起來則

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中共中央和他所屬的各部門，總是向下級黨部下命令，發通知；中共

陝北特委除將中共中央文告轉到下級之外，他本身也有不少的命令。這些中共黨內的檔案內

容，漫無限制，不僅包括了邊區政府的工作，而且內容混雜，實行的辦法，又多是由黨部動

員民眾，而不是依據邊區政府的法令。為了這些數不清說不盡的緊急動員，往往胡亂調動幹

部，陝北特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