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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漫無限制，不僅包括了邊區政府的工作，而且內容混雜，實行的辦法，又多是由黨部動

員民眾，而不是依據邊區政府的法令。為了這些數不清說不盡的緊急動員，往往胡亂調動幹

部，陝北特委甚至各縣縣委，都可以任意調走縣政府的重要幹部，而馬明芳事先並不知道。

經過兩三個月後，馬明芳向我嘆著氣說：我實在沒有法子來建立民政工作的新秩序。

洛川會議原決定抗日軍政大學，培養軍政幹部，黨校培養黨的工作幹部，另成立一個陝

北公學，培養財政經濟、教育、衛生等專門人才和其他各項邊區政府所需要的工作人員。而

且準備將來在敵後，也可以逐漸辦理這三類學校。邊區政府改組後，陝北公學的招牌是掛起

來了，學生也有八百多人，但邊區政府不能過問，完全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而且學校的課

程也是列寧主義、黨的建設那一套，變成了另一個黨校。洛川會議原來企圖訓練一批行政工

作人員，來與國民黨相對抗的本意，現在也不再提起了。邊區政府屬下的教育廳，也無法提

出教育計劃和預算。原有的一些小學和補習學校等，仍由各、各鄉村政府自己設法維持。而

新任教育廳長的周揚，見人就愛說左派作家運動和文藝思想等，他個人對演講寫文章甚有興

趣，似乎對於地方教育工作不很瞭解，也無興趣。因此，徐特立辦教育的時候，對中國文字

拉丁化運動做得有聲有色，周揚接任後，拉丁文化就隨之而消沉了。周揚也沒有提出任何教

育計劃，這也許是他在現實情況下不得不如此。

任財政廳長的曹菊如對於收入增加，頗感興奮，擬於當年十一月份起，建立邊區政府的

預算制度。他根據實況，建議除中共中央每月所需要的經費之外，剩下的由財政廳支出，為

發展邊區政府工作之用。到了十二月初曹菊如大體知道收入有十六萬之多，徑向中共中央組

織部請示，除了上一個月維持邊區政府所需要的經費外，所多出的十餘萬元，概交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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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為發展革命工作之用。曹菊如回來向我報告這件事的時候，使我很憤慨，準備為這件事抗爭；

曹菊如反勸我說：他們這種作風很難更改，從前林伯渠同志為此不知受過了多少氣，結果也

沒有辦法，現在還是遵命行事好了。

中共中央對財政的觀點既然如此，便很難建立一個適當的薪給制度。毛澤東非常欣賞他

的工作人員只發給伙食費，每人都可以分給一點伙食費的尾子，作為零用錢，並認為這是最

好的配給制度。這種配給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貪汙和浪費，譬如贈送就相當普遍。主持對

外貿易的葉季壯和他的助手們，經常能從陝北以外帶回許多贈送品，毛澤東所需要的煙、酒、

藥品、補品等等，是經常供應無缺的。中央一級的其他幹部，也經常可以獲得一些他們自己

所需要的東西。這種從江西蘇區所帶來的作風，顯然為陝北當地幹部所仿行了。

任意增加人們負擔的作風，往往被利用為滿足地方幹部個人的需要。陝北各縣及各鄉政

府內的幹部往往有較好的享受，多半都是利用職權而得來。替紅軍家屬代耕的制度，曾盛行

與各個蘇區，我在鄂豫皖的時候，曾研究如何加以限制，以防止並非紅軍的地方幹部，也利

用這種代耕制度，來滿足他們的家庭需要，增加人民的負擔。陝北許多地方幹部甚至本地中

共黨員，也獲得跟紅軍家屬一樣的代耕，個別的嚴重例子就像一個地主有一群農奴一樣。不

合理的配給制度，必然腐蝕所謂革命精神，滋生苛捐雜稅、貪汙、浪費、和各種各樣的官僚

主義。

政治保衛局的工作，直屬中共中央，邊區政府從不過問，但它的工作範圍實在太廣泛，

許多事均需與邊區政府接頭，而且很有一些麻煩不易解決的事。日軍進攻太原，太原吃緊的

時候，陝北邊區北面榆林地區，國民黨駐軍中一位師長派了他的副官長，護送該師軍官眷屬

約二三十戶人員，道經延安南下，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