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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

也可以讓國民黨為大股東，中共為小股東。任何一種形式均可避免兩黨黨員在黨內爭奪地位

與權勢。如果發展得好的話，還可以形成正常的多黨的民主制度，這樣，也許中國的現代史

就會換一種寫法了。

①　見鄧中夏著：《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第一一二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

五三年第二版。

②　例如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決議就曾指出：“但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不應與

國民黨合併，無論如何不應在這些運動中，隱藏自己特殊的旗幟。”

③　到會代表人數也許不只十七人，但有表決權者，我確實記得只有十七人。

④　胡喬木著《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第九頁及第十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初版）和胡華

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第四十五頁，都有這類似是而非的記載。

第三章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國共關係的爭論，迅即蔓延到中共各地組織。也許國共兩黨混

合為一這種辦法的漏洞太多了，無論在中共黨內或黨外，它一直是爭論不清的焦點。中共中

央的負責人員和我自己於第三次大會後，迅即返回上海；不久，馬林也由廣州趕來了。於是

在我們黨內，關於這一問題的糾紛，又在上海展開。

當時我們黨內很重視友誼和團結。領導人之間雖有過嚴重的爭論，但既不願使艱難締造

的黨趨於分裂，也不願傷損彼此友誼，因此，都有意尋求協調。我自己就為這種心情所支配

著，始則保持沉默，不繼續參加爭論；繼則從事調解；終則出席了國民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

會，表示我並無根本反對國共合作的意向。

馬林卻不相同，他不顧一切的企圖貫徹他的主張。他回到上海後，力圖壓制反對意見，

對我繼續採取高壓手段，他反對中共中央分派我任何工作，並聲言如我繼續反對第三次大會

既定的政策，即以紀律制裁，甚至以開除黨籍相威脅，其用意無非是針對中共黨內一團和氣

的氣氛，防止中共中央對我有所讓步。

可是，馬林很快的就離開中國回莫斯科去了。他所以離去，似乎因為他掀起了中共黨內

的大風波，共產國際有些不放心了，因而調他回去；後來並解除他原任的職務。他在中共第

三次代表大會所採取的立場，顯然並未為共產國際所接受。從此，他再沒有來過中國，我也

再沒有見過他。

回到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在國共合作問題上也面臨著不少的難題。第三次代表大會時，

陳獨秀先生和多數代表的主張曾得到大多數廣東黨員的支援，聲勢頗壯。可是到了上海，情

勢顯然不同，上海、北京、湖南、湖北等主要地區的多數黨員，對於第三次大會的決議卻表

示懷疑和責難。不少的黨員批評共產國際不懂中國情況，硬要將中共融化到國民黨裡面去；

而且指斥馬林胡鬧，並且發出要求共產國際撤換他的呼聲。

中共中央為說服這些反對意見，真是煞費氣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陳獨秀先生著稱的楊明

齋，就曾指斥加入國民黨的政策，無異是將中共出賣給國民黨，為此與陳大鬧一場，並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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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不願與陳再見面。這個性情耿直的山東人，自請調往甘肅工作，因為那裡國共兩黨均尚無組

織，自然不發生合作問題。中央無法說服他，只有允許他的要求。楊明齋與陳先生大鬧的舉

動，事前我並無所聞；事後，他曾為我慷慨而言。我雖勉以團結的大義，也無法改變他的初

衷。此後，我再就沒有聽見有關他的訊息。

我在上海閒居了一個多月，一直保持沉默，是我參加中共以來從所未有過的清閒。我對

全面加入國民黨的政策，在第三次大會上有過保留自己意見的宣告，因為我對自己主張的正

確有強烈的自信，不願依照中共中央的希望，改作積極贊成的表示。同時我也遵守服從多數

的諾言，不繼續表示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