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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兩個不同的東西。如果兩個政黨（例如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互相競

爭，奪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這是說得通的。如果中共作為一個政黨加入到國民黨裡面去，

先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作為奪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的先聲，這種對盟友的手段在道義上是

說不通的。怪不得當時汪精衛就曾說過，這是孫悟空對付豬精的辦法。

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本身，是一切毛病的根源。當時莫斯科對於中共的指導，事實上是很

混亂的。首先是莫斯科對於中國情況缺乏足夠的瞭解，那些共產國際的首腦們只知“國民革

命的重要”和“革命勢力必須集中”這兩個空泛的原則，不顧國共兩黨的實情，硬要將它們

混合為一。一九二三年一月共產國際擴大會議的決議，還強調中共的獨立性，但後來似受著

越飛、馬林等人的影響，它的四月訓令顯然改變了方向，認為中共加入到國民黨裡面去，是

首要的事，保留中共的獨立性卻成為次要的。換句話說，共產國際的四月訓令是中共趨向右

傾的起點。

馬林個人的見解比共產國際的訓令還要右些。他那時想以撮合國共兩黨合作的要人身

份，在廣州長住下來，要求中共中央移設在廣州，以便將三次代表大會的決定立即付之實施。

可是他不夠幸運，，遇著了重要的障礙。國民黨方面對他的主張似並不感興趣；他們所最感

興趣的，只是獲得蘇俄的實際援助；尤其是軍事援助，至於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一點，

在他們看來，也許並不是當前的急務。陳獨秀先生也不完全同意馬林的主張，他堅持中共中

央立即返回上海工作，似不願羈留在廣州為國民黨的附屬品；這也不是馬林所能任意左右的。

馬林的主張雖大體為第三次代表大會所接受，但卻從未實現過。在我看來，即使實現了，

也不會有好結果的。國民黨一般老黨員多具有門戶之見，他們對黨內的後起者也往往抱有輕

視的觀念，即使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後完全放棄原有的共產色彩，循規蹈矩的為國民黨工作，

也不免要被視為是身家不清白的異端，那裡會允許他們在國民黨內自由活動？而且一般共產

黨員多是自命不凡的青年，其中有些還是原具有國民黨籍而轉加入中共的。當他們過去在國

民黨時，多對國民黨的成規表示不滿，現在這些中共黨員又都加入到國民黨去，那裡會做安

分守己的“小媳婦”？因此，我們很有理由說這一政策在先天上就是主觀的幻想。

陳獨秀先生的立場不僅與馬林保持相當距離，他還始終懷疑中共加入國民黨這一主要政

策的正確性。共產國際指責他右傾，也是不公平的。因為那時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政策比陳所

主張的還要右傾些。陳先生以較現實的觀點出發，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力量薄弱，中共在國民

革命中一時不易起領導的作用，這是事實。但他從不以為中共加入了國民黨就可以增加中共

力量，擴大中共的活動陣地，反之他認為這是中共方面的一種犧牲，而且也常以引起國共兩

黨的糾紛為慮：他主要為了尊重共產國際的領導，才接受加入國民黨這一政策。

我和蔡和森等人在西湖會議時，經過爭論後，接受了有條件、有限度的加入國民黨的政

策，視為是實現聯合戰線的一種方式。基本上，我們始終站在國共兩黨形成聯合戰線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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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上。在第三次大會時，我們雖然同意擴大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範圍，但堅持中共組織獨立，

單獨提出中共自己的政治主張，獨立領導職工運動，展開在廣大農民中的活動等等，這都意

味著是與國民黨分庭抗禮的。在那段時期中，毛澤東大致上和我們少數派的看法一樣。

但是中共中央所實行的政策，是國共“混合”，而不是國共“聯合”；我們的主張被擱置

了起來，如果當時中共堅持國共聯合，相信是會得到孫中山先生首肯的。在我看來，如果實

行國共聯合的話，也許可以避免國共間許多不必要的糾紛。兩黨聯合的形式，可以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