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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工人們身受其害。有些國民黨的職工運

動工作者，更想乘機奪取中共在工人中的陣地。他們以上海為中心，展開反勞動組合書記部

的活動。一部分國民黨人的這種活動，還得著湖南勞工會王光輝等人和無政府主義分子的響

應。他們大多不滿意中共在職工運動中的氣焰，因而組成一個反中共職工運動的聯合戰線。

他們標榜工會應為工人的經濟利益而鬥爭，不應與政黨發生關係，尤其不應受中共的利用。

他們提出“穿長褂子的共產黨人滾出工會去”的口號，並向工人宣傳“二七罷工失敗是中共

領導的錯誤”、“工人們應向中共要求賠償損失”等等。

有些工人受了他們這種宣傳的影響，改變了對中共的態度，甚至有些素來同情中共，因

罷工而失業的工人領袖們對中共也表示懷疑。其中有些向我表示：我們因為你的領導而罷工，

現在失業了，要請你負責。還有少數人向我說：聽說你去莫斯科為我們募集了大量救濟我們

的盧布，為何不發給我們？幸好多數的工人領袖們還是信任我們的，因而這種挑撥並未造成

嚴重的糾紛。

這些事反過來又影響了中共的內部。陳獨秀先生就不只一次說到中國無產階級的幼稚和

帶有流氓無產階級的色彩。他說：當職工運動進行順利的時候，這些工人都是可愛的英雄；

但一遭挫折，便原形畢露出來。鄧中夏對陳獨秀先生的這種態度大為不滿，在他後來所著的

《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斥之為取消主義的傾向，指他“從二七失敗所得的結論是工人階級

沒有力量，於是他的整個機會主義的理論就在此時完全形成了。”①

當時埋頭編輯《嚮導》週刊的蔡和森也不滿意陳這種言論。不過中共中央的會議這時是

大大減少了，不能遇事都提出會議討論；尤其是陳先生所寫的文章，蔡縱然有不同意的地方，

也無法加以討論，只有仍然按時發表出來。我雖是飽嘗罷工失敗苦味的人，也不以陳的言論

為然；我常向他表示，不可因工人弱點的暴露，就失去我們對工人階級的信心。但我們這種

不同的看法，終未得著詳細研討的機會；因而有關這個問題的爭論，就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

一齊爆發出來了。

一九二三年五月間，馬林從莫斯科返回上海。他攜有共產國際中共中央一個特別訓令。

根據這訓令，他要求中共立即擴大與國民黨的合作；並提議從速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

表大會。中共中央接納了他的要求，立即籌備大會的舉行。

我當時為了解決各地工會的一些緊急問題，到北京等地去了。在我返回上海的時候，馬

林已赴廣州，中共中央的人員也正在陸續前往。我於六月初趕到廣州，大會的籌備工作大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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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均已就緒。

為了第三次大會的舉行，中共中央臨時在廣州東山住宅區租賃了一幢房子。我們中央的

職員和各代表都寄居在那裡；大會也就以那裡為會場。馬林住在附近一幢較為華麗的房子裡。

瞿秋白、張太雷和馬林同住，任他的工作助手。看來，馬林準備在廣州作久居之計，他房子

裡的佈置美崙美灸，有點像共產國際大使的氣概。

我們的大會在廣州舉行是不受任何干涉的；這與前兩次大會偷偷摸摸的在上海舉行的情

景顯然不同。我到達後首先在馬林的住宅裡看到了共產國際那個著名的訓令。它已由瞿秋白

譯成中文，包括下列各要點：一、國民革命是中國革命當前的中心任務；二、中國國民黨是

領導國民革命的重心，中共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並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以期實現推翻帝國

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三、中共在這一國民革命中，仍應保留組織的獨立和政

治批評的自由；四、職工運動仍是一個獨立的運動，中共應積極促進其發展。

我看完這個很短的檔案後，馬林即向找說明，他到達莫斯科後，共產國際曾組織一個由

布哈林任主席的委員會，討論中國問題。這個重要檔案就是這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