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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我被推為候選人。我是候選人中唯一的共產黨員。李守常先生極力主張我去出席。他認

為這樣對外可以表示中共全部的一致，我們兩人一同出席，遇事可以商討解決。其他的中共

同志們認為我能代表他們的意見，也支援這種主張。

我初意想辭謝代表的任務。我的主要工作是在鐵路工人方面。這時各鐵路工會的秘密小

組正在發展之中，籌備於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二七罷工一週年紀念日）在北京秘密舉行一

次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如果我到廣州去，將耽誤這一工作的進行。再則我不願擔任國民

黨方面的職務，我主張北京的中共組織應推選一位將來能擔任國民黨方面工作的人去出席。

但我的這些理由未為同志們所接受。一致表決了我為候選人。

十二月間在北大第三院大禮堂舉行國民黨選舉大會，到會者近兩千人，全場擠得水洩不

通，我以最大多數票當選為代表之一。

一九二四年初，我偕同李大釗先生經由上海赴廣州。停留在上海的時候，中共中央曾邀

請我們兩人參加中央會議，討論我們去廣州所應採取的態度。當時中共中央正為國共合作在

各地的發展表示樂觀。李大釗先生在會議上報告國民黨組織在北方發展的經過；聲言北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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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共同志間已無歧見存在，稱許我這次能夠一同前往出席是表示團結一致的好現象。陳獨秀先

生十分欣慰，提議由我們兩人會同已在廣州的譚平山、瞿秋白等組織一個指導小組，以指揮

出席國民黨大會的中共黨員。

我當場辭謝了這個指派，我說，我將不能等待國民黨代表大會的終結，就要先行趕回北

京，並說我不適宜於代表中央，因為我仍不贊成多數中共黨員擔任國民黨職務的這一作法。

陳獨秀先生未置可否，隨便談了些別的事情。結果，這個指導小組的責任，就完全落在李大

釗先生手上。

我們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左右到達廣州。當時的廣州並看不出甚麼新氣象，街道上除

多了一些紅綠標語而外，長堤一帶仍佈滿了“談話處”①。大家忙著大會的籌備工作，宴會

非常頻繁，情況有點像大家庭辦喜事一樣。

我和李大釗先生到達廣州的第二天，孫中山先生便在設於士敏土廠的大元帥府接待我們

和另外新到的十幾位代表。孫先生將他親筆擬訂的建國大綱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