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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必然要碰

壁？他似乎無法自圓其說，因而改口說：“孫中山先生在世，如果要限制中共的活動，大概不

會採取三月二十日那種方式。”

鮑羅庭轉而向我直接表示：現在的中心問題是俄國人會不會被逼離開廣州，他引證香港

方面的宣傳，如“廣州當局要驅逐當地所有俄國人”、“實行分共”等等傳聞。胡漢民也確正

式提議過要將他扣留起來。凡此種種，都足以證明帝國主義者和右派人物，正處心積慮要將

中、蘇和國共之間的關係加以破壞。

鮑羅庭根據當時情況，認為如果我們的處境，並不象帝國主義者和右派分子所希望的那

樣惡劣，就應該設法彌補，即使是權宜之計，也算是我們的勝利。他坦白表示，莫斯科在理

論上和實際上都支援中國國民革命，並已與國民黨建立了友好關係；如果因三月二十日的事

變而有所損害，莫斯科對內對外，都將無法交代。因此，莫斯科一直是在設法沖淡這一事變

的嚴重性，期望我們能設法挽救。

鮑羅庭這些話道破了當時他自己和莫斯科處境的尷尬；他除了又一次大耍手腕之外，似

乎再沒有甚麼真工夫了。我以同情的態度問他有甚麼高明的辦法，他想了一想回答說：“現在

說空話是無補時艱的；惟一可以指望的東西，是我口袋裡還有一些草。”我笑著問他：“請問

鮑顧問口袋內這次帶了多少草來？你這樣措詞，不怕引起人家的反感嗎？”他對我笑笑，並

不置答。

在我們那次談話之後，鮑羅庭展開行動了。他首先採取打擊中共中央來重建他個人威信

的手法。他約集中共廣東區委會全體委員舉行會議，在會議上他發表了演說，指摘中共中央

前此所採取的退讓政策之不當。他說明一九二五年底中共中央在上海與國民黨孫、葉、邵等

會談所達成的協議產生了不良影響。這些行動給反共的國民黨人士作了一種暗示，使他們覺

得，即使他們對中共採取反對和壓抑的措施，中共也會逆來順受的。，這間接鼓勵了三月二十

日事變的發生。

鮑羅庭這種分析，意圖將釀成三月二十日事變的責任，歸咎於中共中央的“退讓政策”。

至於現在他所要採取的退讓步驟，則辯稱是不得已和暫時性的。他還宣告這隻限於過去經驗

的檢討，並非根本反對中共中央的領導；並特別要求廣東區委和我密切合作，以期一致應付

當前的局勢。

鮑羅庭的言論，獲得廣東區委多數同志的支援。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我曾當場重申中

共中央聯絡中派孤立右派的一貫政策，並指出此一政策並非為導致三月二十日事變的真正原

因。但廣東的負責同志多以不宜廣泛討論為理由，將我所提出的問題擱置下來。會後，張太

雷向我解釋，道出了鮑羅庭在這一件公案上所運用的苦心。他說三月二十日事變的發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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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能說是絕對不能避免的，但我們自己（指共產派全體）至少也有部分責任。如果歸咎於莫斯

科的政策或者俄顧問的作為，在國際上將有極惡劣的影響。如果說是由於鮑羅庭的錯誤，他

亦將無法繼續工作。只有說成是由於中共中央某一短暫時期的措施有所偏差，才是牽動不大

的交代。

鮑羅庭的手法，確收效於一時。原陷於動搖中的鮑羅庭的地位和廣東區委的領導因而得

以暫時穩定。

當時在黃埔任重要職務的周恩來是難於推卸責任的；他在會議上嚓若寒蟬；現在有了鮑

羅庭這種金蟬脫殼的解釋，似是滿身輕鬆了。毛澤東素不滿意鮑羅庭和廣東區委的做法；他

在三月二十日事變後，擺脫了在國民黨中央所任的宣傳職務，專辦農民運動講習所；也沒有

參加那次會議。他在獲悉內情之後，曾向我說鮑羅庭這個洋鬼子居然玩弄這樣的政治手腕。

對於我和其他同志的任勞任怨，頗表同情。但他自己則始終不願捲入漩渦，只是袖手旁觀，

似也從中吸取了不少經驗。

我當時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