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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更是頻繁；一切事務，就得循著組織

的體系，經過複雜的手續來處理；陳獨秀先生的權力也就因之擴大了；甚至各地方組織的負

責人亦多由中央委派。接著，中共內部，所謂實際工作派和留俄留法書生派之間，也出現了

互相磨擦的傾向。

陳獨秀先生以中央書記的身份領導中央秘書處，併兼任組織部部長。中央秘書處主管行

政事務，設秘書一人，受書記的指揮，總攬各項工作。這個職務最初由一位姓任的同志擔任，

不久就由自法返國的王若飛接替。秘書處之下分設文書、財務、發行、交通四部分。中央的

一切決定均由秘書處作成正式檔案，分送各地方組織遵辦。財務是完全秘密處理，並不提交

中央會議討論。當時中共經費主要是倚靠共產國際的支援（黨員所捐只佔小部分），由陳獨秀

先生根據需要與威金斯基商定。

陳獨秀先生所兼任的中央組織部，較以前也大為充實。以前黨員人數很少，組織部工作

簡單；到了第四次代表大會以後，黨員數達千人，且還在增加之中，組織部的工作才開始繁

復起來。這時組織部內有黨員調查登記、工作分配、黨員訓練等三部分。一切人事的調動，

均由陳獨秀先生以組織部長的名義，提交有關的會議透過任命。

中共中央的宣傳工作也同樣繁重了，彭述之任部長；他有一幢三層洋房的辦公室，負責

指導黨內宣傳工作；包括通俗宣傳、政治宣傳及黨員文化教育等工作。至於《嚮導》等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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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的編輯，中共中央認為是其有政治指導作用的，由蔡和森、瞿秋白主編；其編輯方針直接由

中央議定，不受宣傳部的管轄。

我所領導的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也算得是人才濟濟。委員除我以外，有曾主持安源路

礦工會（後來又擴大為漢冶萍工會②）的主角李立三、劉少奇；曾在北方主持工運因無法立

足而來到上海的鄧中夏；在武漢從事秘密工會活動的項英、林育南；出獄不久的李啟漢和浦

口鐵路工會的領袖王荷波等。我任主任，主持決策。委員會的日常工作由劉少奇助理。李立

三則專負上海工會的領導責任。鄧中夏那時在上海大學任教，負責物色青年知識分子參加工

會工作。其餘的委員多分赴各地指導工作。

“二七”失敗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已不存在了，召集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準備工

作，就成了我們職工運動委員會的中心任務；目標在於建立全國總工會，以統一全國工運的

領導。

此外，中共中央曾計議要增設軍事部和農民運動委員會，但因無適當人選，擱置了一個

時期。在“五卅”以後，先成立軍事部，由我兼任部長。農民運動委員會則遲至一九二六年

春才組織成立，這是後話。其他如婦女運動委員會等機構的組織與工作也都擴充套件了。社會主

義青年團在一九二五年二月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已改名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人數擴

展至九千人，其中百分之三十為青年工人；此外則多系進步的知識分子，尤以青年學生為多。

它的中央組織與工作自然也同樣的擴充套件了。

中共這許多中央機構在上海地下存在著，自然要注意保密，於是中共中央開始建立了“交

通”制度。各機構之間和各負責人員之間的聯絡，以及由外地來上海接洽工作者的招待、財

物的運送等，均由交通人員負責。中央秘書處的交通人員也就因之日漸增加起來，由數人增

至十數人乃至二三十人。

組織日益擴充套件的中共，在眾民廣土的中國，固然仍不過是一隻“小麻雀”，但五臟確已俱

全；因之，它的革命雄心已勃勃然而興了。當孫中山先生在世的時候，中共的首腦們總覺得

孫是老資格，須讓他領先。現在孫已去世，而國民黨右派正極活躍；馬君武、馮自由等已另

行組織國民黨同志俱樂部；於是中共中央認為革命的統一戰線的建立，已到了刻不容緩的時

候了。

實現這種雄心的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