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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合行動。這種觀點解除了第三次代表大會時中共

可能變成國民黨左翼的疑慮，也獲得了全黨一致的支援。

我們在威金斯基的住所所舉行的會議主要討論的，大致可歸納成為下列三個範疇：一是

工人階級領導廣大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並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反對買辦、軍閥、封建勢力和

帝國主義；二是團結國民黨左派，聯絡中間派，反對右派；三是中共自身的發展、職工運動

的統一，與農民協會的發展等。

上述這三方面的問題牽涉極為廣泛，國共關係是問題的核心。我們認為國民黨左派是革

命的小資產階級，擁護聯俄容共及工農三大政策，是中共最接近的戰友。右派則正相反，代

表買辦及其他守舊勢力，反對三大政策。至於中間派則代表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一

般傾向，左右搖擺，不完全贊成三大政策，但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我們認為中間派的人數

較多，聯絡和爭取中間派便是實現廣大聯合戰線的要圖。

為了上述見解，中共中央與鮑羅庭之間有了分歧。孫先生逝世後，回到廣州的鮑羅庭，

在專心致志地培植黃埔，並企圖憑藉其力量，建立所謂“革命的專政”。他根據廣東實況，認

為國民黨內只有左右兩派，並無所謂人數眾多的中間派。因而不滿聯絡中間派的統戰策略。

威金斯基與中共中央合作得很好，我們與他之間從未發生政策上的嚴重爭執。其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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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共中央政策的制定，威金斯基其有甚大的影響力。他也小心翼翼的根據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

示行事，決不任意自作主張。但他的權力有限，不能左右在北京的加拉罕和在廣州的鮑羅庭，

因為他們直接受蘇俄政府的指揮，而威金斯基在蘇俄政府中並無地位；所以他不得不僕僕於

莫斯科與北京之間，進行協商。

威金斯基負擔著中共中央與莫斯科之間的聯絡責任，我們不透過他就無法與共產國際接

觸。在“五卅”前後，他多半居住上海。他的工作組織得很好，有幾位助手幫忙他處理日常

事務，他自己則專心考慮政策問題。他的妻子沉靜和藹、身體瘦弱，時常鬧病；但她仍努力

協助她的丈夫工作；為了秘密檔案的送達，她還常奔走於莫斯科與中國之間。

那時，威金斯基住在一座面臨崑山花園的小洋房的三樓上，房東是一位白俄富商；我們

出入其間，從未驚動這位房主人。有一次我們正在威金斯基房間內舉行會議，樓下突然來了

一些租界的外國警官，我們頗為不安。威金斯基卻處之泰然；他說，這些警官不過是房主人

的賓客，他們常有往來。所以在這裡開會，只要大家來時沒有暗探跟蹤，就很安全。由此足

見威金斯基那時在上海已獲得白俄的掩護。

我們的會議由陳獨秀先生任主席，他每次都準備一個重要的政策問題提出討論；與會者

也都可以隨時提出議案，會議進行得頗有效率，民主氣息也相當充分。威金斯基雖發言最多，

但從不以“共產國際”的帽子，來左右會議的決定。他總是表示尊重多數的意見；這與已往

馬林的盛氣凌人大有區別。

當時，中共中央，尤其是陳獨秀先生，很重視提高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力聞題；也不喜歡

蘇俄人太多幹涉中共內部的事務。在中共內部，北京、廣東兩個區委會，歷來有些獨立自主

的傾向；它們有時候甚至不尊重中央的指示，而根據當地的實況，或者經加拉罕（在北京）、

鮑羅庭（在廣州），直接獲知共產國際的意向，作出與中央指示並不完全一致的決定。尤其是

廣東區委在“五卅”後向中央的報告中，往往以鮑羅庭的意見，作為不尊重中央指示的根據。

這引起了陳獨秀先生的不快。他常在會議上表示：廣東區委似乎有了鮑羅庭的意見，就可以

不尊重中央了。在這一點上，威金斯基與中共中央站在同一立場，他表示任何損害中共中央

的統一領導的行動，都是不應該的。

第四次代表大會後的中共中央組織日趨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