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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民政府之出兵，亦尚只是防禦

反赤軍攻入湘粵的防禦戰；而不是真正革命勢力充實的北伐”⑤。這種看法，事實上使中共

對北伐採取了消極的態度。

當時中共黨員已增至三萬人左右；湖南農民協會已擁有約二十萬會員。中央這種消極性

決議，與當時顯然大有可為的形勢是不相配合的。會議雖然也透過了團結左派、打擊蔣介石

派、強調民族聯合戰線、發動農民進行減租減息、奪取地方政權和漸次發展工農武裝等等決

議⑥，但不免流於紙上談兵。中共中央並未抓緊時機，在北伐中增強自己的勢力。

這曾引起譚平山、瞿秋白和我的公開表示不滿。我們認為反對蔣介石和對北伐採取積極

態度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我們認為北伐是進攻的，是可以奪取武漢的；而不是防禦的。我們

指斥彭述之等的書生之見籠罩了中央機構，只會做空洞文章，忽略了當前實際任務。我們要

求對北伐採取積極行動；因為在北伐競爭中如果落後一步，後果將很壞。但我們這些主張，

被視為“聯合反對派的公開表現”。

同時，廣東區委也對中共中央表示了不同意向。他們強調中央對於農民問題的決議案是

不夠徹底的；主張在北伐進展中要提出“分配土地給農民”的土地革命口號，以期動員廣大

農民完成北伐。這些爭執，就是後來中共中央領導陷於分崩的伏線。

不久，事實證明中共中央多數的估計是錯誤了。北伐軍於七月十一日攻克長沙之後，八

月二十二日攻克嶽州，以各別擊破的策略，直指武漢。中共中央這才在這些劇變中，逐漸改

變對北伐的觀點；採用較積極的政策，但已經是落後一步了。

在此時期，我是中共中央動員中共黨員參加北伐戰爭的唯一負責人。前此，我往來滬粵

之間，擔負著緊急任務，自然沒有時間去處理中共中央的經常工作。八月初，我才交卸了中

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主委的職責，由李立三接替，我自己則專任中共中央軍事部的工作。

並確認它具有動員中共組織及工農民眾團體參加戰爭的職能。可是，那時軍事部等於一個空

職，只有兩個年輕同志，在那裡做些從報紙上搜集軍事情報的屑碎工作。

當時，中共中央還遠不能說是一個戰鬥的指揮部。我們在工農群眾運動的工作，雖積累

相當的經驗；但對指導戰爭，則仍是門外漢。在這一點上，我們當時萬萬比不上國民黨。我

們沒有電訊等通訊裝置，也沒有可資運用的情報資料，一切只好從頭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