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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日等列強接觸,鮑羅庭對
此已微有所聞,但蔣氏諱莫如深。蔣氏不重視鮑羅庭所謂避免過早與帝國主義直接衝突的意
見,似也露出了他的外交政策將有轉向的跡象。這在鮑羅庭看來,如果修改了或取銷了反對
帝國主義的政策,那簡直就不是國民革命了。中共在廣州的同志,認為北伐不僅是軍事行動,
還應該是革命政綱的實現。他們認為鞏固廣東根據地和實行北伐應同時並重;僅株守廣東,
固非所宜;但因北伐而損及廣東的鞏固,也屬不智。中共這些見解,國民黨部分左派人士也
有同感。
一般說來,廣州的中共同志對北伐是積極支援的。五月初,中共黨員葉挺所統率的第四
軍獨立團出發入湘的時候,我曾極力予以鼓勵。葉挺原系粵軍系統的中級軍官,是當時中共
黨員唯一握有軍隊者,而其中共黨籍又未為人所覺察。在三月二十日以後,中共曾秘密調了
四十多名軍人黨員,去充任該團的中下級幹部,因該獨立團是中共可幕後控制的;也是後來
中共軍事的資本。我曾召集該團的中共黨員舉行會議,鼓舞他們英勇作戰;籌了一筆可觀的
經費,為他們作補充彈藥刺刀等軍需之用;我還指示他們如何與各地中共黨的組織聯絡,俾
能幫助他們解決沿途兵源缺乏以及補給等問題。
六月間,廣州的中共同志都在為爭取北伐勝利而積極配合。由於他們一向領導工農民眾
團體,又握有軍中政治工作的實權;因而他們的活動就偏於軍民聯歡、動員民眾以人力物力
去援助軍隊等方面的工作。當時北伐軍標榜“不拉夫”、“不擾民”、“公平交易”等口號;但
在廣東境內,正在調動中的軍隊,仍發生過一些軍人橫蠻強拉民夫的個別事件。所以中共廣
東區委會覺得這次軍事行動,已不如前此統一廣東的戰爭那樣受到人民的擁戴。他們強調北
伐軍應首先愛護人民,才能完成反對帝國主義和削平軍閥的任務。
我曾為此事訪晤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將軍,他擔負實際籌劃北伐工作之責。我向他提出,
如要北方民眾“革食壺漿,以迎王師”,北伐軍務須根據國民黨中央的既定政綱,制定各項實
施細則,並通令嚴格遵守。但他所關切的卻是鐵路工人,破壞敵軍後方交通等與軍事行動有
關的實際工作。
上述這些對北伐的不同見解,是蔣氏與共產派的分歧點。俄國顧問與中共同志之間,當
時則沒有意見上的參差。我們譏笑初出茅廬的蔣氏所做的一切,不免是粗枝大葉的“急就章”;
而且這位自行加冕的拿破崙,似乎是向著反共的目標邁進了。在蔣氏眼中,共方的議論,只
是不切實際的高調;甚至有共方“別具心腸”的疑慮。事實上,蔣氏當時搶盡了鏡頭,共產
派已降格為無足輕重的啦啦隊。但共產派是不甘示弱的。他們在北伐工作中,沉著堅定,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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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有不屈不撓的氣概。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北伐動員令頒佈以後(也許是七月九日舉行盛大的北伐誓師典禮
的前夕),我在廣州已經居留了近四個星期,又匆匆返回上海。那時北伐已成定局了,國共兩
黨的聯席會議也確定暫行擱置了。我須返回上海,參加中共中央所舉行的擴大會議;商討對
北伐的全盤政策。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第二次擴大會議在上海舉行。會議聽取了我“廣州之
行”的報告;陳獨秀彭述之等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對北伐的估計未免過低。他們認為北伐軍
能否打到武漢,大有疑問。這種看法較之老成的軍事家加侖將軍的估計,顯然還要保守些。
他們似是太重視了北伐工作中同床異夢的種種跡象,而忽視了傳統的革命精神所能引起的作
用。也許是受上海報紙言論的影響,因當時上海多數報紙對北伐很少作有利的報導。此外,
主觀上他們也許想到,北伐的進展無異是蔣介石反共氣焰的高漲,無意中就有些抹煞事實,
作接近主觀要求的想法。會議所透過的政治議案,曾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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