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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能貫徹這一運動的初

步計劃，卻不能提出適應新形勢的進一步政策；結果，它只有聽任這一運動的領導，脫離了

自己的掌握。

上海總工會這個中共的主要陣地，便消耗了中共上海組織的大部人力。這機構成立於匆

促之間，職員人數逾百，事務更屬紛繁，要安排出一個秩序來，以維持工作效率，已是一件

吃力的事，何況它屬下還擁有一百多個分工會，且大多數是剛成立或才擴大起來的。幹部不

足，自然是捉襟見肘了。

李立三會長代表上海總工會忙於對外，成為工商學聯合的一個要角，無暇兼顧總工會；

而劉少奇則忙著在各工廠區指導分會的工作。這樣，名義上負指導責任的我，事實上只有去

主持總工會內部的事務，有時一刻也不能離開，甚至不能分身去參加中共中央的決策會議。

如是忙了近兩個星期，我的工作才由任總務處長的劉少奇來接替。

上海總工會在初成立的時候，真是門庭如市，每日捐款者總是成百上千，絡繹不絕。捐

款總數固然很大，但捐款人則多系一些小市民。成千上萬的鉅額捐款間或也有，但多數還是

捐數百元乃至數十元者。其中有不少的人，揹著裝滿大布袋的銀角和銅板來捐獻；還有不少

苦力和窮苦的老太太，拿出他們多年積累起來的金銀首飾或珍藏的銀角子，捐獻給工人。我

們有時婉詞謝絕這些太窮苦的人們的捐獻，反令他們生氣，甚至有因此哭泣的，他們愛國的

熱忱，實是令人感動。

我們收了捐款，按時發放給罷工工人。辦法是每三天分割槽分廠發放一次，每次每人發罷

工救濟費一元。由於這些工作的進行，罷工的陣容大為穩定。

租界當局視上海總工會為眼中釘，花了不少金錢，製造大批臨時印刷品，中傷總工會及

總工會的職員們。由於我們的反擊，這些活動並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他們又進而收買流氓，

多次企圖搗毀總工會。這種詭計也未得逞。但後來在罷工接近尾聲時，上海總工會卒被流氓

搗毀了一次。據說，也是有外人在幕後操縱的。

我除了應付上述或明或暗的種種打擊外，還要注意節制群眾愛國熱情的過分奔放。當時

在群情激昂之下，隨時有爆發報復性行動的可能，我估計到我們自身力量的不足，若群眾失

去控制，發生殺害外人的事件，後果將不堪設想。所以我舌蔽唇焦地勸告同事和一般工人，

要他們的行動限於經濟性的抵制；指出這種抵制，已足以使外人感受中國民族的威力；暫時

不可再進一步，以免弄得不可收拾。

五卅慘案後，中國一般名流和有見識的商人，都覺得這個抵抗外力壓迫的事件，必須由

政府負責處理；單憑民眾的消極抵抗是不夠的。甚至左傾的學生，也主張由政府根據法律，

展開有力的交涉。但北京的段政府如何能這樣做？於是人們對北京政府的無能，感到不能容

忍了。

中共中央認為不能對北京段政府有所期待，迷信實力的外國殖民者也不會輕易對中國人

讓步的，只有增強民眾的力量，用革命的方法，才能解決對外對內的根本問題。我們曾再三

商討，一時也提不出具體的方案。曾有人想到應依孫中山先生北上時的主張，從速召開國民

會議，組織舉國一致對外的政府，但我們也估計到，失去了孫先生的國民黨，暫時不會有這

樣主動的氣魄；而由幼齡的中共來單獨號召，一時也難於獲得人們的重視。如果勉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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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反可能因內在的糾紛，影響一致對外的陣線。

六月五日，中共中央曾發表告民眾書，除對帝國主義者的野蠻殘暴，表示極端的憤慨外，

並指出這次上海事變的性質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提醒民眾“萬不可

依賴和信任政府的交涉”。告民眾書反對調和與妥協，提出慎防帝國主義藉口反共的離間和破

壞；並號召堅持長期反抗和鞏固反帝的聯合戰線；但它並未說明用政治解決此一事變的具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