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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當時

只有托洛斯基派曾這樣說）。一般同志大多認為蘇維埃路線是既成事實，或者說要反對國民黨，

那就非要豎起蘇維埃的旗幟不可。一般批評都集中指出李立三對此作法甚有偏差。同志譏諷

李立三專愛發號施令，中毒之深，似是他生活中的鴉片煙癮一樣。他務虛名而不求實際，重

量而不重質。他坐在那間秘密的辦公室中，儼如統帥，頒發軍隊番號，簽署委任狀。譬如某

一地區有幾名游擊隊，他便委派一名司令；某一地區如果有百人左右，他就頒發一個師或軍

的番號。因此他紙上的兵力，總在不斷增加，革命也就高漲起來。李立三於是左一個命令，

右一個命令，指揮今天進攻這裡，明天又進攻那裡；或者，憑他的主觀，指示甚麼應當做，

甚麼不應當做，聲斥這樣，褒獎那樣，忙個不停。至於如何進行土地革命，如何用各種方式

組織農民鬥爭，訓練各種人才，充實蘇維埃，協助解決各種困難，實際掌握紅軍，增強戰鬥

力量等等，李立三不是不去刻苦研究，便是不夠重視。

李立三一向愛搞甚麼行動委員會，一九二二年，領導安源礦工罷工和一九二五年五卅運

動時，都曾這樣做過。一九三〇年六七月間，當他認定中國革命形勢已經成熟，須在全國範

圍內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時候，更命令所有中共各地組織、少共和工會等等都混合

起來，組織成行動委員會。所謂行動委員會，即是暴動指揮部，其組織人員，由李立三自上

而下指定，其所進行的工作，也是直接有關暴動行動的。李立三這種作法，遭受何孟雄等的

反對，也使共產國際大傷腦筋。他們都認為李立三根本違反了共產黨的組織原則，即是取銷

了中共，少共和工會的經常工作，如爭取群眾、宣傳、組織、教育、訓練等等日常工作。一

句話，沒有這些經常工作，即等於根本取銷了這些組織。

一般同志更討厭李立三亂髮命令，任意懲罰的作風，指斥他蹂躪了黨內民主。他們形容

從前瞿秋白懲罰同志的時候，有點陰森森的，如今李立三卻有點耀武揚威的氣概。李立三攆

走蔡和森，開除陳獨秀，都做得有聲有色。雖然不少同志因此消極了，或者走上托洛斯基的

道路，幸而還沒有傷害到中共的根基。一中共一般中堅幹部，多是與李立三同起同坐的老戰

友，應該是不能隨便攆走或任意開除的。李立三老是怒責他們右傾或是機會主義的殘餘。但

實際懲罰，除了調動職務、降級、警告、留黨察看等等外，也別無其他辦法了。不少同志，

形容李立三粗枝大葉。他從前搞職工運動的時候，老是打衝鋒、放大炮，劉少奇總跟在後面

替他收拾爛攤子。如今他坐上了中共中央領導的寶座，仍然一味唱黑頭，周恩來跟在他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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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埋頭苦幹。當時中共中央的實際情況，只有周恩來知道，一切實權都在周恩來掌握中。他也

不完全瞭解各地中共組織的活動實況。同志們的不滿情緒，他也不完全知道。甚至何孟雄等

醞釀反對他，他也不深知其原委。也有同志這樣說過：幸好他粗枝大葉，不然更不得了。

許多同志也埋怨周恩來，說他沒有盡力糾正李立三的錯誤，一味追隨李立三。有些同志

指出，只有周恩來能夠影響李立三，甚至可以左右他的動向。他也瞭解一些李立三的錯誤，

有時也會在不動聲色之中加以修正，但從不與李立三正面衝突。他比較瞭解中共各級組織的

情況，也知道若干同志對李立三的不滿，他不是故作痴聾，就是不著邊際的解釋幾句。日子

久了，同志們也就不指望他能夠改弦更張。有些同志，說周恩來的性格圓滑，為了避免是非

上身，不敢負起他應負的責任。有人說周恩來和李立三是半斤八兩。自一九二四年，他從法

國歸來後，就進入黃埔搞軍隊工作，沒有參加過領導群眾的基層任務。不懂領導群眾的藝術，

只知招兵買馬，因而他的思想與李立三極為接近，又怎能希望他糾正李立三那種軍事冒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