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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自下而上，發動農民鬥爭，直接爭取農民生活的改善。

一般說來，國民黨人包括左派在內，畏俱農民鬥爭，對於土地革命，更視為過激行動，這與

國民黨人多出身於小康之家大有關係。

上述一切，是中共內部和國共之間，為國民革命和土地革命這一糾纏不清的問題爭論不

休的一般概一況。這也就是武漢時期的農民運動，不能獲得適當解決的暗礁。

湖南農民運動發展得最快，規模也最大。農協組織是由各鄉各區各縣市以至全省，自下

而上的遞層發動起來的。北伐前夕，湖南的農協會員已有約二十多萬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一日，湖南全省農民協會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全省七十九個縣市中，已建立了五十四個縣

市農民協會的組織，會員人數達一百卅六萬餘人之眾③。一九二七年二月間，會員人數又增

至二百萬人，據後來武漢國民政府農政部的核計，湖南農協會員最高人數（是五月間的數字）

達四百五十一萬人④。這些數字雖不一定精確，但農協會在湖南之被視為龐大組織，則為當

時人們共有的感覺。

湖南農運較之廣東湖北各省尤為熱烈，其中原因頗多。例如湖南歷經南北戰亂，農民所

受的痛苦極深；地主的民團勢力多為軍隊所收編，因而發展農民協會所遇到的阻力較為薄弱，

而且國共兩黨在湖南的組織相當得勢，左傾氣氛又極濃厚。中共湖南區委，又能以大部分精

力注重農運工作；湖南中共組織的創始人毛澤東一直重視農運，曾多次進行農村調查，併為

湖南的農運做了一些準備工作。

湖南農運也多少承襲著太平天國起義的經驗。一位同情革命的湖南老學者在一九二七年

春，曾向我描述湖南農運的概況。他指出湖南農民在近代史上有過兩次大翻身，一次是太平

天國，一次便是現在的運動；而這兩次大翻身，頗有類似的地方，但其兇猛的程度則前者遠

遜於後者，目前已鬧得天翻地覆。他希望不再蹈太平天國的覆轍，真能為農民解決些問題。

這個省份的農運是緊隨著北伐軍進展的優良時機而發展起來的。國共兩黨在湖南各縣鄉

的分支組織，為了支援北伐，積極擴大農協。而農民對於北伐確也有過顯著的貢獻，一時獲

得各方面的好評。各縣政府多系依靠農協的支援，來完成戰時動員人力物力的任務。各縣鄉

的地主民團勢力多轉移到了農協的手裡，它們不僅擁有少數的槍支，而且有以十萬計的梭鏢

隊，於是農運也就隨著這種組織力量的增強而洶湧起來。等到北伐軍進到湖北以後，湖南恢

復平時狀態，農協鬥爭的目標，就集中到了土豪劣紳的頭上去了。一九二六年底湖南農民運

動過激之說，乃開始在武漢流傳著。

湖南農運代言人毛澤東，首先起來反對這種認為湖南農民打擊土豪劣紳為過激手段的言

論，他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間參加湖南農協第一次代表大會後，回到武漢，即提出了兩句“名

言”：“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矯枉必須過正”。這顯然是湖南農民廣泛打擊土豪劣紳的辯護

詞。他雖承認湖南農運有些“過正”，但認為這是為了“矯枉”而不得不然。他的這種說法代

表了湖南同志一般的左傾情緒。後來他的湖南農運報告，也是根據這種觀念寫成的。

我當時曾提出一連串的問題來諷刺他的這種說法。我向他說到的大意是，所謂“有土皆

豪代難道有一小塊土地的自耕農，也算是“豪”嗎？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一位紳士，難道也

“劣”嗎？所謂“矯枉必須過正”，為甚麼必須“過正”？要“過正”多少？是暫時的“過正”，

抑是永久的“過正”？等等。他是個不肯認輸的人，只是大笑一陣，說這不過是為了當前實

況的需要，才說出這些話的。

湖南的中共同志們，多和毛澤東相似，隨著農運的進展，頗有左傾急進的見解。他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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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中，有些人根本就抱著“矯枉必須過正”的心理和“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憤慨，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