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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在於理論的檢討，有時使人覺得他是在背誦他讀得爛熟的教條。

在我看來，魯易的見解是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兩種不同主張的混合體。他贊成鞏固武漢左

派政權，支援中共黨員參加武漢政府，這是與斯大林的見解相符合的。他特別重視資產階級

的革命性，物件汪精衛這樣的國民黨左派人物，寄予較高的期望，似乎土地革命可以透過這

些人來實現。至於唐生智這樣的軍人，則被他視為封建的軍閥，不應屬於國民黨左派之列。

他不受革命階段論的約束，強調加深革命，主張將農民運動推向土地革命。這種觀點顯然系

出自托洛茨基的理論。他的加深革命的詳細內涵，雖未清楚的說明過，但卻沒有說到要將中

國革命推到蘇維埃的軌道上去。

魯易這些見解與鮑羅庭的作法是相沖突的，因而他們相互間一直是沒有止境的爭論著，

鮑羅庭從實際政治的觀點出發，注重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力量的對比，策劃具體措施，以爭

取勝利為目標，魯易則從理論的分析出發，往往著重於原則上應否這樣做，似不多計較實際

得失。他們兩人並無統屬的關係，魯易是共產國際的執委，那時任駐中國的最高代表，鮑羅

庭則有斯大林和蘇俄政府的支援，所以往往弄得相持不下，不過鮑羅庭究已久任國民黨的顧

問，駕輕就熟，是易於自行其是的，但他也得花許多時間與魯易作無休止的辯難。

莫斯科領導的混亂和斯大林、托洛茨基意見的衝突，在在影響到武漢，而且也與中共內

部的意見紛歧糾纏在一起。失敗往往又會助長內部的分歧，在“四一二”以後，中共中央的

分歧，就更形激化起來了。瞿秋白首先提出了反陳獨秀領導的主張，當時雖沒有見諸行動，

但確已引起了中共中央同志們心理上的不安。在中共中央遷來武漢的過程中，瞿秋白和威金

斯基是較早到達的。在“四一二”後的幾天（陳先生尚未到達），由於瞿秋白的主動，約集魯

易、威金斯基和我四人有過一次重要的會談。談話時，瞿秋白曾以憤怒的語氣，表示中共中

央存在著嚴重的危機；武漢的同志們積極反蔣，中央卻對蔣存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

的嚴重打擊，廣東同志們早已主張土地革命，中央卻不贊成，這些都是喪失了中央領導威信

的嚴重危機。但這種危機是被人（他指的是威金斯基）掩蓋了，莫斯科因而無法知道詳情，

也壓抑了黨內的自我批評。這些話主要是針對陳獨秀先生而言的，也聯帶的指責威金斯基。

威金斯基那時已屢遭挫折，尤以新近上海的慘敗，似令他有點負咎良深的喪氣心情，只輕輕

答辯說，看不出中共中央存在過嚴重危險，以往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內部意見有甚麼重要分歧。

我雖在某種程度上支援瞿秋白的意見，認為不僅要討論中共中央內部的危機，更要廣泛

的檢討中國革命的危機。但我當時卻勸告他應該著眼於大局的發展，分清先後緩急，目前暫

不宜提出中央改組的問題。會後，我知道鮑羅庭也曾以時局嚴重為理由勸告瞿秋白，認為現

在討論內部問題絕非適宜，這件事就這樣給擱置了。但瞿秋白召集我們談話的這一著，在當

時卻留下了顯著的痕跡。

過了幾天，陳獨秀先生也到達武漢，他比任何人都面臨著更多的困難，他從上海鍛羽而

來，對於上海廣州北京一帶大批同志的遭受慘殺，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內部的種種責難，紛

至沓來，蝟集於他的一身；尤其是瞿秋白的這種不願共同負責的批評，使他更多一層苦悶。

他對同志們的責難，如指他缺乏警覺性，預防無方，領導無能，思想右傾等等都沒有心情置

辯，他極力想找尋一個補救方案，但又力不從心，奇蹟沒有從天而降。他終日在那裡苦思焦

慮，勤勞工作，但苦惱之魔總是糾纏著他的。

我鑑於時局的嚴重，也覺得一切失敗的責任不應由陳獨秀先生單獨負擔，曾企圖沖淡他

心情的懊喪，暗示他應該振作應變，陳先生對於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