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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農民運動最為激進，其他各省都較緩和⑦。湖北農協組織的發展，雖比江西等省較

為先進、但仍遠落於湖南之後。湖北農協會員人數在一九二六年底為二十八萬餘人。一九二

七年三月為八十萬人，五月增至二百五十萬人。從這個數字看來，不僅會員在數量上比不上

湖南，而且發展的時間也較遲。湖北國共兩黨的組織，對於糾正農民的過火行為頗為注重，

各縣區鄉的農協雖也發生過不少反土豪劣紳的行動，但多交由國民黨部所組織的土豪劣紳審

判委員會處理，很少徑自加以處罰。其他如減租減息、穀米阻禁，以及破除舊習俗等項，做

得也不如湖南那樣激烈。因此，當時農運過激之說，主要是指湖南而言。

土豪劣紳和遭到農運打擊的人們紛紛逃到武漢及其他較大城市，訴說他們的遭遇和見聞。

農執行動過激的聲浪逐漸高於反蔣的呼聲，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間，黨政的上層人物雖仍側

重於談論反蔣問題，但街談巷議則多流傳著農運過火的故事。有的認為農運既然過火，那末

農運就根本要不得。這種議論，中共認為是土豪劣紳在從中作怪，可是不少國民黨人物受到

這種傳說所影響，或多或少的對農運產生了反感。中共的同志們和一些革命意識較堅定的人，

雖不否認農運做得太過分了，但認為不能因此就根本反對農運。

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唐生智，面對農運的高潮，顯得左右為難。他在湖南的僚屬告訴

他農協簡直成了第二政府，干涉各級政府的行政和司法。在湖南境內，如得不到農協的同意，

就寸步難行。有人訴說他所需要的軍糧因農協的阻攔運不出來，所需要的軍餉因為縣稅收受

農運的影響銳減而無法籌措。更多的軍官和官吏們，向他訴說他們在鄉間的家屬曾遭到農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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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這樣和那樣的打擊，不用說，唐生智對農運的反感與日俱增。但他是反蔣的支柱，為了維持

反蔣陣線，也只好暫時忍耐。他常表示，他相信農運的激進行為可以由國共兩黨黨部設法糾

正。

軍官們因為家屬受到農運的打擊，對農運乃產生反感。北伐軍官們多系湖南籍，也有出

自鄉村的殷實之家；有的因身為軍官，有錢有勢，便在鄉村買田置地，成為暴發的地主。有

些軍官的親屬，因為家中有人帶兵，也就倚勢在鄉村中作威作福。所謂“國民革命軍，士兵

多數是農民，軍官多數是地主”這句當時在武漢流行的話，確是切合當時的實情。軍官們不

僅從鄉間接到許多壞訊息，而且他們的親屬也有從鄉間逃到軍隊裡來，擔任軍中的文職工作，

也就使軍人的反感更為火上加油了。軍官的反農運的呼聲，一時陡然高漲起來。

鮑羅庭為了團結反蔣勢力，不得不重視軍官們的情緒。他強調農運和土地革命應不侵犯

革命軍人家屬及其土地財產為前提。各有關方面對鮑羅庭這種主張，也紛紛表示贊成。但在

進一步研究下，又是所涉甚廣，困難多端。譬如革命軍人家屬就有狹義的與廣義的解釋之不

同，狹義的解釋，只包括革命軍人的直系親屬；至於廣義的，則要求將親屬範圍擴大到旁系

姻親。這又引起了從事農運的積極分子的不滿，他們認為如果將軍人家屬算在土豪劣紳以外，

而且又採用廣義的解釋，則在湖南就根本沒有土豪劣紳可以反對了。尤其重要的是有些軍人

家屬已經被農協侵犯了，要想補救更為棘手。農協的負責人覺得如果一一翻案，農協將要垮

臺。

事態在議論紛紜之中，沒有一種力量能作有效的扭轉或控制。

一九二七年初，我和因公來到武漢的中共湖南區委委員夏曦、郭亮等人商量過這些問題。

我向他們指出湖南農運雖然轟轟烈烈，可是沒有武力做後盾，也沒有組織農民蘇維埃政權的

計劃，現在唐生智的部下，因受著農運的威脅，日漸右傾，農運卻在左傾，在這種各走極端

的情勢下，是會出亂子的。如果要維持農協與軍人合作的話，在農運方面就要採取行動，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