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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免引起蔣介石的疑忌。

當時與蔣介石和解是中共唯一的出路，關係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氏自然不敢怠慢。他收

藏起他一向仇恨蔣介石氏的心情，採取偽善底面孔來應付一切。他試圖抹去曾與張學良、楊

虎城同謀反蔣抗日的種種痕跡，也絕不洩漏西安事變應和平解決，是出自斯大林指示的這個

秘密。他一口咬定，中共中央是按照政策行事的；進而說明中共政策，既然是抗日民族統一

戰線，聯蔣抗日，乃至擁蔣抗日，自然不曾參預西安事變的密謀，自然堅持和平解決。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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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且製造輿論，說甚麼堅持政策是不容易的，內外都曾發生重大阻力，對外須冒險說服張楊，

內則有張國燾等反對和平解決。毛氏這樣做，一面是企圖免禍，一面則隱藏著一些損人利己，

落井下石，借刀殺人等等黑暗機關。但是我對這種現狀感慨萬分，認為一個“好漢”到了窮

途末路，是會原形畢露的。

一九三七年正月中旬，蔣介石的意向，經由其與中共接洽的代表人張衝②之口，告知周

恩來。大意是中共及其軍隊如能誠意服從國民政府，將可獲得改過自新的機會。毛氏知道了

這一訊息，才比較安靜一些，一面電令周恩來繼續與張衝商談，一面將其注意力轉移到黨內

鬥爭。國共之間，從此才有穩定性的停火，並且實際進行和解的談判。

西路軍的失敗，對中共以後的發展，和當時的西北局勢，都有相當影響，尤其使我這個

四方面軍的領導者大受打擊。中共黨內鬥爭的矛頭，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無法抬頭，同時

也暴露了毛澤東氏的鬥爭，有其極為野蠻的成份。

西路軍在古浪遭敵騎襲擊，損失慘重，向西掙扎前進之時，其第五軍團在酒泉為敵軍所

消滅，軍長董振堂陣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為敵所控制。再加戰況逆轉，彈藥消耗到了不

能與敵正式對壘的程度。在西安事變結束時，西路軍在天寒缺糧和敵軍壓力之下，不得不南

移祁連山脈，化整為零，從事遊擊活動。後來西路軍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還有

一些小股，每股數人和十數人不等，向東渡過黃河，逃到陝北歸隊。如果說一方面軍在二萬

五千里長徵時只剩一副骨架子，那麼西路軍連背脊骨也被敵人打斷了。

當時我引咎自責，聲言我應負擔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我不願諉過於人，從未指責過

別人，只說一切錯誤都直接間接與我有關。我曾要求舉行一次中共中央高階幹部會議，來檢

討西路軍事件，但毛澤東等不予理會。因此，中共中央並沒有對這一事件，作出結論，一切

批評都不免任意為之。

毛澤東自然不會放鬆攻擊我的機會，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隨者，便漫無拘束的亂說一通。

總括起來，當時這些批評的言辭大約有三個要點：（一）西進軍事計劃根本就是逃跑主義，至

少是帶有逃跑主義色彩；（二）張國燾對四方面軍的領導完全破產，總之是一無是處；（三）

西路軍的失敗很為丟臉，蔣氏將更看不起紅軍，在西安事變的今天，將誘發蔣氏的報復和進

攻，遺害全黨全軍。

一般同情和支援我的同志們，主要是第四方面軍的幹部，則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陳昌

浩同志的指揮錯誤，如果張國燾同志也過了黃河，親自策劃指揮，則不會失敗，反會勝利。

他們對批評者答辯：（一）西進計劃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說是逃跑主義；（二）四方面軍是

中共的基幹勁旅，如何能加以毀謗；（三）誘發蔣氏圍剿之說是有意嫁禍於人，轉移目標，將

對外轉到對內。甚至有些同志指責毛澤東壟斷軍委會的一切，不供給西路軍所渴望的情報，

實在應援不力。還有少數人指責毛氏陰險，幸災樂禍，對四方面軍毫無手足之情。這些指責，

在當時雖不敢說有充分證據，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朱德當時的立場頗偏袒毛澤東，但對西路軍的失敗，持論還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