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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苦耐勞，對於平民教育素有興趣。那時他和十幾位青年朋友組織了一下“生活互助團”，

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聽我說完這件事之後，欣然答應擔任工人子弟學校的教員。於是我就

邀他和武君同去長辛店察看預定作為校舍的那所房子。我們計劃白天辦工人子弟學校，夜晚

辦工人補習班，約需開辦費一百元左右，每月經常費至少需八十元。我掏腰包付出了所需的

費用，學校的籌備工作就這樣積極進行起來了。

長辛店工人子弟學校在十月間開學。學校的課室不大，只能容納四十幾個人，所以一開

始就坐滿了學生，還有不少的工人子弟無法收容進去。工人補習班的情形也是一樣的擁擠不

堪。小學和夜班的教員都由李實一人擔任，武君則辦理學校的雜務。我每星期必定去一次，

在學校住一夜，晚上並向工人講演。因為聽眾太多，經常只好將課堂內的桌椅搬出來，大家

密密地站著聽。有時我還約請北京的朋友們前往講演。我們講演的內容多半是關於工人的生

活如何改良、工人須組織工會和如何組織起來等等問題。

到了十一月底，正是那五位無政府主義者退出共產黨小組的時候，《勞動音週刊》的發

行已由一千份增加到四千份，經費自也隨著增加，再加上長辛店工人子弟學校的費用，我們

每月的各項開支總共達到子二百五十元左右。在這情形下，我的經濟狀況惡化了，沒有錢的

時候，只好將自己的衣物悄悄的拿出典賣，來應付緊急的開支。

當時住在我隔壁房間的那位既不談政治更不是社會主義者的地理學家蘇甲榮同學，看見

我在天氣轉冷的時候反而典當冬衣，大為驚異。他以關懷的心情，暗地裡將我這種情況告訴

我的幾位好朋友。有一天，當我正伏案替《勞動音》寫稿，那個剛剛參加共產黨小組還不知

詳情的鄧中夏來到我的房間裡，板著臉孔向我說：“危乎殆哉！你這樣會墮落下去”他

的意思是指我應以求學為主，有餘暇有餘力才可去做職工運動，現在竟不顧一切，靠典當度

日，那是不行的。我聽了這種“教訓”，覺得他不瞭解內情，忍不住憤慨地指著他說：“滾出

去，誰來聽你這套陳腔濫調！”可是他反笑著向我說：“有幾位朋友約好正在中央公園等你，

有話到那裡去說罷！”不管我在生氣，硬拉著我的手，拖著我一同出去了。

在中央公園柏樹林中，幾位知心的朋友，圍坐在一張茶桌的四周，他們都是社會主義青

年團團員。我向他們說，在共產主義運動剛開始的時候，工作千頭萬緒，必須有人犧牲一切，

一心一意的去幹，才能望其有成。接著我告訴他們目前經費困難的情形：李大釗先生每月已

拿出百元上下，他家境清貧，可說已盡了他最大的力量，我們不應再增加他的負擔；上月長

辛店學校的開辦費和經常費以及本月赤字的一百五十元，十九都是由我籌措的。我這個各處

走動的人，家中每年寄來的三百元早已用光了，現在除挪借以外，自然只有典當度日。我們

又不肯隨便用人家的錢，例如梁善濟①曾表示願意幫助長辛店工人子弟學校經費三千元，這

雖是出於他的善意，但他是研究系的首領之一，我們為保持工人運動的純潔起見，婉詞加以

謝絕了。這件事是在座的高尚德所知道的。根據這些情形，我反問他們：“我的典賣東西，

乃是由於工作的需要，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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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他們聽了後一致動容，向我表示既然情況如此，為何早不提出討論？我說，李先生和我

都想等到工作有相當頭緒的時候，再提出來討論。於是他們都表示願意立即分擔經費的責任。

有的拿出五元，有的拿出十元，當場就湊了幾十元交給我。不久經費問題就在共產黨小組和

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會議上提出討論，規定各位同志按月都要量力捐獻若干。

從此，經費的事情由李大釗先生負責處理，情況比較穩定。除他自己和一般同志們捐獻

的以外，也向我們認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