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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蔭、徐桐為目標，投書論國是。主張變法維新——這是他搞變法改制實際行動的開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當權的公卿，寫公開信，論國事，評時政，並自述身世學養，發懷才不遇的牢騷，原是我國古代窮知識分子的老傳統。在那個既無報章雜誌能讓你投稿，又沒有民主牆能讓你貼「大字報」的專制時代。這本是窮知識分子發表政見，和在人才市場標售自己唯一的辦法。「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我們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條腿「千里馬」自況的韓文公韓愈，便用這種方法在人才市場亮過相。同樣的我們那位「斗酒詩百篇」、古今第一大詩仙李白，也在這一自由市場中標價出售過自己。篇前所言，我們的孫國父，不也上過書？

那些「買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權貴，為著「愛才」、為著「頗受感動」，或許只是為著「沽名釣譽」搞「野無遺賢」的玩意，往往也「禮賢下士」一番。如此勞資兩利，相互宣傳，足使三尺微命，一介書生也得以揚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這個傳統之下，康有為向三位權貴上書之後，竟頗受青睞。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對他最為器重。

透過皇帝的老師上書

翁同龢那時是個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師」。他是同治、光緒兩個小皇帝的老師，出入宮禁三十餘年。在百日維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慶宮去替光緒講書的。在小皇帝日漸長大，垂簾老太后預備「歸政」之時，同龢正是當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銜的「協辦大學士」；兩入「軍機」，兼總理各國事務。他與那時權傾朝野的李鴻章，簡直是平分朝政。時人揶揄他二人說：「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其權勢亦可想見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狀元及第」，系出所謂「父子宰相、叔侄狀元」的翁氏名門，真是天下無雙計程車林泰斗。

有了這樣一條好「關係」和大「後門」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場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漸高漲。臺閣之中既不乏紆尊降貴的高官時加捧場；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結為榮。這樣一來，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寫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時賢名士，為著國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寫信，也是我國的老傳統。自周武王時代的伯夷、叔齊開始，正不知有幾千百人如法炮製。可是搞「上皇帝書」是有重大冒險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龍顏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蠶室」，弄到殺頭抄家的下場。

康有為搞第一次「上皇帝書」是在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也就是他見重於翁同龢的那一年。這時剛好在皇帝祖墳附近發生了「山崩千餘丈」的災難。這在傳統的迷信上，叫做國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誇大這個天意，上書請皇帝「變法維新」；並責難朝廷「不復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沒有通訊處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遞。孰知翁氏覽書膽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書雖然上不去，可是畢竟是轟動朝野的大事。該書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嘔心瀝血之作；一篇膾炙人口的政論文章，遍傳海內。水漲船高，有為也就隨之文名大噪。因此這年他落第還鄉，辦起「萬木草堂」來，不特新科舉人梁啟超慕名而來；那位潛龍在田的孫中山也想結交他一下。中山於一八九四年向李鴻章上書的靈感，可能就得自康有為。

「公車上書」始末

有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書，想不到時來運轉，於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三十六歲的老童生居然在廣州鄉試中了「舉人」。有了「舉人」的資格，康聖人也就可以與比他小十五歲的天才學生梁啟超，聯袂去北京參加「會試」，爭取「進士」的學位，作「天子門生」了。

康、梁師徒於一八九四（甲午）及一八九五（乙未）年兩度入京。這時中日「甲午之戰」方酣。我海陸兩軍，兵敗如山倒；全國震動、人心惶惶。朝臣或主遷都抗戰，或主訂約媾和，莫衷一是。當時年輕的光緒皇帝，和他那並不知兵的老師翁同龢，原屬主戰派；而比較知彼知己、老謀深算的李鴻章集團，則說動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實行議約謀和，因此也發生一連串的「廣島拒使」、「馬關議約」的國恥大事。——朝中也隱隱地形成帝后二黨，暗中對立。

就在這國族岌岌可危的年頭，北京卻是個熱鬧非凡的城市。第一，一八九四這一年慈禧太后（一八三五～一九〇八）虛齡六十歲。這位有權而無知，當國三十五年性喜奢華的女獨裁者，挪用了海軍經費和京奉路款，加上內府外省的各種奉獻，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