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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儒生。不幸他這「捨我其誰」的脊樑，卻碰到一個「唯我獨尊」的腦袋，所以漱老就被罵得名滿天下了。再反看過去四十年，避秦海外的所謂「三聖七賢」諸大師，和大師的弟子們，哪一個又不是超回駕孟，以「脊樑」自任呢？只是沒有這天賜良緣，在金殿捱罵就是了。事實上這些大師和他們的弟子們，也確有其「治國平天下」之才，只是時代不同了。他們乃至那些總統主席們如早生二百年，都不失為明君賢相。因為在那個時期，當明君、作賢相，自有其固定的框框可循。這框框是數千年億萬勞碌子民，和數不清的明君賢相，智慧與經驗慢慢累積起來的。明君賢相們，只要篤守框框，按理出牌，再讀他「半部《論語》」，也就可以馬馬虎虎地治國平天下了。不幸他們卻生在我輩這個受西方「文化侵略」（中山語）和「文化汙染」（小平語）的時代　，要來搞個張文襄公的「五知」（見《勸學篇》），可就不那麼簡單了。「五知」者：

一、知恥——恥不如日本

二、知懼——懼為印度、懼為埃及

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

四、知要——西藝非要、西政為要（小平應三複此言！）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

張之洞這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高論，用句目前的新名詞來說，便叫做「文化融匯」（acculturation）——也就是不同文化之間的截長補短。可是鐵鏡公主說得好，「駙馬爺，您要我怎麼『長』，怎麼『短』呀？」要「知道」中西文化之間的「長短」，不但駙馬爺不夠格，康有為、張之洞也不具備「知道」的條件；鄧小平、陳雲也要傻眼。連個「中西之　學俱粹」的胡適，縱粗知其長短　，亦不知如何去「融匯」，因為acculturation不單是「智慧」（wisdom）的問題；它牽涉到「實驗」（experimentation）、「時機」（timing）甚至「機運」（chances）等多種條件的匯合。這是整個社會長期的運作；佛語所謂「福慧雙修」，不可一蹴而就的。所以少說大話，搞點「黑貓白貓」，從頭來起，也未始非解決之道。

如此說來，則康有為所搞的不但不是acculturation，反而是一種culturaldivision（文化割裂）。他把那些原不成問題的學術問題　，所謂「今古文」的教條（dogmatism），搬出來和人吵架，使它成為變法維新的絆腳石，就是本末倒置了。

歷史不會重演，而覆車則可以為鑑。如今大陸上總算天不亡中國，把個大教條專家放進玻璃棺材裡去了。而繼起的小教條們，還在搞什麼他們自己也一竅不通的「姓社姓資」的空頭主義，吾為之掩卷嘆息也。

當康有為在一八九五年搞其「公車上書」和「強學會」之時，全國風從，連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都甘附驥尾，是何等聲勢？！其不旋踵而滅者，亦是空談主義，以短取敗。讀者如不憚煩，下篇再結論之。

*原載於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五期

七、公車上書和保國保種

「聖人」要「國父」拜師

甲午戰後在中國興起的政治改革熱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進、緩進兩派的。康有為所發動的緩進派，比楊衢雲、孫逸仙所搞的急進派還要早兩年——　孫中山於一八九三年在廣州行醫時，原來也是個緩進派。他為仰慕康氏，曾託友好轉致結交之意。誰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說「孫某如欲訂交，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拒不見孫。中山原也是個「捨我其誰」的人，何能拜康有為做老師呢？二人因此就緣慳一面了（見馮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孫上書李鴻章時，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緩就急，遂轉往夏威夷自組其「興中會」，並結交了楊衢雲來聯合造反。誰知楊衢雲又是個唯我獨尊的人（見《謝纜泰回憶錄》）。一槽容不了二驢，中山其後竟變成急進派的單幹戶。

康有為原來也是個求政治改革的單幹戶。當他在傳統的科舉制度裡屢考屢挫的沮喪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舉制度，甚至所有傳統官制和社會習俗之沒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帶租界裡的所見所聞，益發增加了他要求改革開放的信心。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秋，那時年已三十一歲，在北京參加鄉試，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為，感身世之落泊，思國事之蜩螗，內心實在忍不住了，乃認定時在朝中當權得勢而頗負時譽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