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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國就要步波蘭後塵，被列強瓜分了。

為應付這種嚴重局面，那在總理衙門辦外交的清室諸大臣也並不太顢頇。李鴻章就是個搞「以夷制夷」的老手。在他訪問俄期間（一八九六年四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三日，共四十四天），便與俄國訂有密約以應付貪得無厭的日本。膠州交涉期間，翁同龢、張之洞乃至康有為等也想聯英法而拒俄德。但是帝國主義哪就那麼笨讓你去以夷制夷呢？他們要搞他們自　己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劃定他們自己的「勢力範圍　」（spheres　of　influence）；要把東亞病夫「瓜分」掉（partition　of　China），哪由得你「支那曼」（Chinamen）去自作主張呢？所以清廷的外交至為棘手，而瓜分之禍，則迫在眉睫。這時當政不久的光緒皇帝和有遠見的大臣們，就感到與其治標則莫如治本。這樣他們就想到要「變法圖強」。要變法，就少不了那個變法專家康有為了。而康氏自己也當仁不讓。一八九七年底，有為乃攜滿篋奏稿與所著新書，趕往北京。

康氏這時在北京自然又變成變法的智囊了。因為他畢竟寫過一些小冊子，什麼《俄國彼得大帝變法考》、《日本明治變政考》、《法國革命記》、《波蘭分滅記》等等。若論內容，這些名著只不過是今日臺灣之高初中歷史教科書耳。然在那時的一般朝野人士則聞所未聞。據說光緒皇帝后來看到《波蘭分滅記》，曾為之掩卷流淚，西太后讀之也頗為感動。

再者，有為此時既然仍在工部掛名為主事，他的上皇帝書依法也可由本衙門代遞。不幸康氏個人與「本衙門」之內的人事鬧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階層的留難。所幸光緒曾看過他公車上書期間的奏章而極為重視，此次知康來京即思召見而為老叔父恭王奕訢所勸阻，乃明諭「總理衙門」中諸大臣先期約見，談個底子，然後再由皇帝親自召見。

一八九八年（戊戌）一月二十四日（陰曆正月初三）康有為乃應約至總理衙門與翁同龢、李鴻章、榮祿、廖壽恆（刑部尚書）、張蔭桓（戶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先來一套舌戰公卿。旋奉諭作書面條陳，以待皇帝召見。在書面條陳裡，康的主要建議是先設立「制度局」，來從事研究設計如何更改全部舊法與官制。康甚至主張「六部盡撤」、「則例全廢」，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學校、農、商、工、礦、鐵路、郵電、會社、海、陸軍）。各省則設「民政局」，舉行「地方自治」。

筆者行文至此真是感嘆不盡，近年來餘亦嘗與一些新朋友嚴家其、阮銘、陳一諮諸先生談小平變法。殊覺康、梁變法與小平變法有其異曲同工之處。只是康、梁叫「制度局」，阮陳諸公叫「體改所」罷了。「司令員」與「司令官」有什麼分別呢？！而時間卻浪費了一百年而已。康、梁搞得一敗塗地；小平一定要成功？吾拭目待之也。

只保中國，不保大清？

康有為這一制度的構想，顯然為光緒皇帝所看中。這位有心為治的年輕皇帝就預備召見康氏面詢變法了。這是一八九八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交迫、國政如麻之時。光緒一面要應付列強（尤其是俄國）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舊派群臣之間，折衝抉擇。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進呈的泰西新學。最重要的，他還要應付那個泰山壓頂的慈禧老太后——光緒的任何決定，都要以西后一言為準。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後決定權的。

這一個春天可說更是康有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風得意的一季。這時他獨承天眷，終日忙於草折著書。另外，在舉朝矚目和各省名流的簇擁之下，他更要恢復他那一度風行天下的強學會的組織。

前文已交代過，當「強學會」在一八九六年夏季被強迫解散之後。結社集會已成一時的風氣，如火之燎原、水之就下，不可遏阻。強學會被禁，全國雖失去一個統一領導的中心，而散居各省的地方性組織，如湖南的「湘學會」、廣東的「粵學會」、湖北的「質學會」、廣西的「聖學會」、浙江的「保浙會」、雲南的「保滇會」、上海的「蒙學會」、「農學會」等等則如雨後春筍，一時俱起。但是這些組織者之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還是康梁師徒。康氏如今東山再起，他就想再來個統一組織、統一領導了。

以他原有的「粵學會」為基礎，康、梁師徒乃於一八九八年（戊戌）二月底創立了「保國會」於北京的「粵東館」。這個「保國會」雖比不上當年「強學會」的聲勢，然也網羅了一些豪傑。後來為變法維新而殺身成仁的「六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