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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主義者」，既然把持了黨校，左右了黨的「意蒂牢結」，操縱了入黨做官的「仕途」凡數十年也就罷了。誰知半路上又殺出個「託派」來。這一託派的首領，便是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奉命整理燔餘殘書的劉歆（公元前五三～公元二三）。

劉歆和他的父親劉向（公元前七七～前六），原都是中央圖書館裡的編審和管理人員。二人都寫了不少卷有關「目錄學」的名著——那也是人類文化史上最早出現的目錄學。劉歆顯然比他爸爸更有學問、更調皮。他在這些殘書中卻偏偏看中了一本驚世駭俗的「古文」名著《春秋？左氏傳》 。

漢初今文學家治《春秋經》原只有《公羊》、《穀梁》二「傳」（「傳」在歐西「聖經學」中叫做　mentaries）。劉向原也是專攻《穀梁》的「今文家」。如今他兒子忽然憑空突出了古文經《春秋？左氏傳》；而這《左氏傳》的史學內容、文學光彩和哲學義理，都比酸溜溜的「公」、「谷」二傳要高明得多。原發現人劉歆乃奏請皇帝（漢哀帝），把《左傳》以及和它類似的古文經《周禮》、《毛詩》、《古文尚書》等頒入太學，成立正式科系，設定專科「博士」，招收「博士弟子」，與今文科系，平起平坐。漢哀帝當時對「春秋三傳」和今古之爭，倒頗有持平之論，但是縱是皇帝也別不過把持黨校、左右朝政的今文派官僚。他們堅決反對把古文經列入官學，並說古文經，尤其是《左傳》，是劉歆偽造的。所以終兩漢之世，官學始終為「今文家」所把持；「古文家」只能在山林之間，辦辦私立大學，不能入黨做官。——　誰知劉歆這位古文家的鼻祖也有其歪運。在公元九年時西漢王朝就被王莽篡奪了。王莽篡漢之後，建立了他自己的大新帝國。王莽和劉歆是少年時期的好友，又是個好古成迷的「新朝」新皇帝，他要改變舊朝的一切文物制度，包括太學裡的學制。因此他就任用劉歆為「國師」，來個經學大翻身。把所有的「今文經師」趕掉，而代之以「古文經師”」。不用說《春秋？左氏傳》、《毛詩》、《周禮》、《古文尚書》等等，都變成了新朝的官學。其餘各科系自然更是古今並列而以古文為主了。這些古文經，尤其是《左傳》，也就是康有為所說的「以周公篡孔子」的「新學偽經」了。（康著《新學偽經考》就是用全力來說明《左傳》是劉歆拼湊的「偽經」。）

可惜好景不常，王莽的「新朝」只搞了十幾年就亡國了。公元二十四年，劉秀建立起東漢政權之後，漢宮舊儀，全部恢復。新莽的一切建置乃全部罷禁。因此東漢二百年中官辦文化教育，仍是「今文經」獨霸的局面。

但是「今文學」之所以能獨霸兩漢四百年坫壇的道理，實在是「政治掛帥」有以致之。它既變成政客黨棍的衣食父母、利祿工具，則「今文學」便和現在的「毛選」和「遺教」等等一樣，也就離學術愈來愈遠了。而潛心學問、有為有守的「古文學」大學者如馬融、鄭玄等所辦的私立大學。反變成清望所歸、全國風從、一枝獨秀的學術重心和民主人士了。日月推移，他們終於壟斷了「漢學」的名稱。後世之人搞古典研究之所謂「漢學」、「宋學」者，前項實專指東漢的馬融、鄭玄、服虔、賈逵、許慎之學也。兩漢官方所堅持的「今文學」不與焉。因此在學術界不知輕重而硬要搞黨的堅持者，讀我書，其三思之。古史未始不可為今用也。

「先師」和「素王」

我國漢代的今古文之爭，今文家猖獗了四百年，倒頭來反被古文家佔了上風。一言以蔽之，這就是「學術」和「政治」的關係了。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時的；搞學術的成就則是永恆的。東漢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學術和政治分了家。搞「意蒂牢結」的都只是一些不學有術之士。

古文經學既被趕出了政治圈，和利祿絕了緣，三百餘年的演變，終於使它變成一項「純學術」的研究。白頭窮經的老學究們，一個接一個「窮」下去，乃開創了我國古典學術裡的註疏箋證、訓詁考據的主流學問來。是則是之，非則非之；「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這種「科學實驗室的態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國學大師章太炎，和「中西之學俱粹」的胡適之，後來都網羅到「古文家」的隊伍裡去。而清初的「樸學家」，乾嘉的「漢學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傳了。他們自己實事求是，一絲不苟。酸則有之，馬虎則絕不許也。他們自己如此，從而認定他們的開山老師，那位刪詩書、定禮樂的聖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們「古文家」的學派裡，孔子就被尊奉為純學者的「先師」了。

今文家就不是這樣了。他們是搞「黨的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