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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各辦各事」。

這時榮祿已獲得情報，他一面調兵佈防，以備不測；一面製造英俄開戰的假訊息。並派專差急催袁世凱回津。當袁氏正在進退兩難之時，便發生了譚「軍機」深夜密訪的敏感事件。據袁死後才洩露的《戊戌日記》所載：九月十八日（陰曆八月初三）譚嗣同夤夜來訪，並開門見山的告訴他，西太后與榮祿有弒君和廢立的陰謀。皇上希望袁氏保駕，率兵誅除榮祿幷包圍頤和園。袁問如何處置西太后呢，譚說他已僱有好漢數十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云云。袁在其日記中說他聞言「魂飛天外」，但是嗣同此時已「類似瘋狂」，又系「天子近臣」，他不敢不敷衍。好不容易才把譚送走。

上節已交代過，袁世凱是絕不會接受譚嗣同之密謀的。兩天之後他回到天津，乃把譚的計劃向榮祿全盤洩漏。其實譚氏這一秘密計劃，西太后與榮祿早已知道，也早已採取行動了——慈禧已於十九日（陰曆八月四日）自園還宮。二十一日正式臨朝「訓政」，並下令京師戒嚴，火車停駛。隨即幽禁皇帝、緝捕新黨；盡廢新政、恢復舊法。這就是所謂「戊戌政變」了。——西太后發一陣雌威，新黨新政也就從此煙清雲散；皇帝也關入瀛臺。

戊戌黨人碑

在政變驟起時，第一個關城搜捕的要犯，自然就是康有為了。誰知康競能於前一日，大搖大擺的走出城去。康氏第一名大弟子梁啟超，幸好平時也有親日言行。這時乃由日友保護躲入使館，化裝逃去。其它與新政新黨有關，未及逃走，或不願逃走而被捕者凡數十人。其中首要分子就是所謂「六君子」——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和康廣仁。這六人未經審訊就於中秋前二日陽曆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殺，由頑固派的大頭頭剛毅「監斬」——剛毅（一八三七～一九〇〇）就是講那句有名的混帳話，什麼「寧贈友邦，不畀家奴」的滿族協辦大學士——　一個渾球。

就義的六人之中，最有殉道精神的要算譚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了。他本可逃走。但是他覺得他是新政前鋒；新政失敗他有殉難的義務。嗣同告訴勸他逃走的朋友說，變法就必然會流血；要流血，就應該從他開始。所以他就從容就義了。嗣同是一位無私的愛國者、一位真君子；中華民族的好男兒。

楊深秀（一八四九～一八九八）也是一位守正不阿、輕生重義的豪傑御史。他雖然也是維新派，但是在政變已成事實，西太后正式「訓政」。皇帝被幽，舉朝戰慄之時，他本可閉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詰問光緒被黜之故，並抗疏堅請慈禧歸政，以致被捕就義。我們試查明、清兩朝千百個御史，和國、共兩黨中專打蒼蠅、窮拍馬屁的所謂監察官員中，有幾個楊深秀呢，孫中山就是看重像楊御史這種言官，才堅持要搞「五權」憲法的呢！

六君子之中死得最寃枉的要算是三十一歲的康廣仁（一八四七～一八九八）。廣仁沒有做官，也沒有在維新運動中當過重要幹部。所以變法失敗之後，他無心避難，也沒有逃難。因為他實在沒有被殺的罪狀。但是他終於陳屍菜市口，只因為一條資格——他是「康有為的弟弟」。所以他在被殺之前，在獄中以頭撞牆，悲痛呼號，實在也是很夠慘烈的。

諸烈士既死，新黨中堅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時俱盡。那些原與他們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的開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龢）、或被阻（如張之洞）、或緘口自保、靠邊站（如李鴻章、劉坤一、孫家鼎）朝中無人，大清帝國的內政外交決策大權，便掌握在以西太后為首的，一群群老朽昏庸、頑劣無知的自私官僚之手。如此則其後朝政每下愈況，終於引起「義和拳」和「八國聯軍」之禍，那也就是順理成章的發展了。

必然之中有偶然

「戊戌變法」是我國三千年歷史中，在商鞅（公元前三九〇～前三三八）、王莽（公元前三二～公元二三）、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之後，和鄧小平（一九〇三～一九九七）之前，幾個驚人的變法運動之一。

商鞅「作法自斃」終遭「車裂」（四五部馬車或牛車把他拉裂成幾條肉塊），死得最慘。王莽食古不化，搞教條主義，結果也被砍頭。王安石以舊瓶裝新酒，用已鏽爛的國家機器，來改造積重難返的大病態社會。他能保全了首級，也算是「命大」。

鄧小平是我民族的變法專家之中，年齡最大、地位最高（比王莽還高一級）、個子最小（比拿破崙還矮几公分），而更是夫妻兒女，全家總動員的一位。他也生個不平凡的三上三下的八字。做官搞黨，要三上三下；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