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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他們對實際情況的瞭解，李秉衡、張汝梅和毓賢三人都主張分清善惡，剿撫兼施。當毓賢於一八九九年繼任山東巡撫時，他就公開宣告他的「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的三大原則。正式把「義和拳」、「大刀會」一類的民間結社頒予「毓」字大旗，改組成為政府正式認可的「義和團」了。其實「大刀會」當時的聲勢亦不在「義和拳」之下。毓賢之所以舍大刀而取義和者，「義和團」較「大刀團」雅順多矣。毓賢雖喜歡大刀，但是他畢竟是個秀才嘛！這一來「義和團」在中國歷史上也就褒貶難分了。

*原載於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五期

二、列強刺激？太后玩火？端王竊政？群運出軌

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

發生在二十世紀的第一年，庚子、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之亂，從星星之火燒成燎原之勢，實在是與當時山東巡撫毓賢的三原則分不開的。前文已偶及之，毓賢的三原則是：「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老實說這三個原則本沒有錯，錯的是他把抽象的原則化為具體的運用，不得其當，就要出毛病了。

就以「民可用」這一條來說吧！當年由於列強對中國所作的赤裸裸的侵略——尤其德國人在山東，俄國人在東北的所作所為——已激起中國全民的公憤。

德國人在山東以教案為籍口強佔膠州灣，已無理已極，而德皇為皇弟海因利盍親王（Admiral　Prince　Heinrich）率遠東艦隊遠征中國，在漢堡所作之送行訓辭，什麼：“should　any　one essay　to　detract　from　our just rights　or to　injure　us；　then　up　and　at　him　with　your　mailed　first”（原文英譯載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倫教觀察報》（London　Spectator）。那時我方奔走交涉的大員之一的翁同龢，在其日記上譯為「如中國阻撓我事，以老拳揮之」。德皇這一「揮拳」演說，那時是騰笑歐美的。世人固對德皇之橫蠻，嗤之以鼻，而對我華人之不爭氣，也是憐而鄙之。此事當時對我國我民之刺激，亦至深且痛。斯時在巴黎冷眼旁觀之法國史家柯利厄（Henri　Cordier），便認為這種德國佬加於華民之刺激「縱非義和團興起的全部原因，也是主因之一」。（見柯著《中西關係史》，卷三，頁三六五。轉引自摩爾斯《大清帝國國際關係史》卷三，頁一一一。）

至於德軍當時在山東之橫行，更是筆難盡述。當地百姓如對若輩稍事抵抗，動輒全村被焚，老幼難逃。某次在魯東日照縣，為一極小的民教衝突，在當地仕紳出面試行調解之時，五位在場仕紳竟被德軍強擄而去，送至青島拘留所，勒令執行極無理之要求。似此綁票勒索之行為，使在一旁觀察之美國外交官，亦為之忿忿不平而報請華府留意。（見美國駐華公使康格致國務卿海約翰的報告書。載國務院「外交檔」，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七日。）

俄國在中國東北所犯的罪惡，就更是罄竹難書了。一八九九年三月某日，俄人自旅順港違反條約，侵入中國境內徵收地稅。當地農民召叢集眾大會並繕具申請書，請求免徵，態度極為和平恭順，而俄軍竟突然對群眾開槍，當場便打死農民和老弱婦孺九十四人，傷一百二十三人。（據西文《北華捷報》記者的專欄報導。）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五日，當俄軍於黑龍江畔的海蘭泡（俄名「布拉戈維申斯克」）開始越境時，華軍稍事抵抗，俄軍便一舉將兩岸華民男女老幼六千人，悉數屠殺，棄屍江中，江為之塞。此一屠殺，中國政府雖未敢深究，歐美媒體卻向莫斯科提出抗議，而沙皇政府竟聲言是邊遠駐軍擅殺，俄皇鞭長莫及，無能為力，搪塞了事。（見　Arthur　H。　Smith　著《震撼中之中國》（China　in　Convulsion），一九〇一年英國愛丁堡出版，第二冊，頁六〇七。）其後俄人在「江東六十四屯」一帶和其它城市中的燒殺，據各方報導，死傷華人二十餘萬，本篇也就無法詳加敘述了。（見李文海等編《義和團運動史事要錄》，一九八六年濟南出版，頁二九七。）

以上所記只是根據西方官員和記者零星的報導，並非受害華人的誇大。當時如作有系統的調查研究，則入侵者之殘暴，就更是罄竹難書了。筆者不學，曾就清末民初各種中外衝突中，雙方的死傷數字略作比較，所得比率大概可說是一千比一。換言之，在中外衝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殞命，無辜華民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