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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犀一點」，也就衝不出了。智慧包在包袱裡，有機會亦徒然也。

老江的包袱便是老共的包袱——君不聞鄧上皇「南巡」時之豪語乎：「政權在『我們』手裡！」悲夫，「我們」是老幾？！「我們」之外的「他們」，又是老幾？！自命為全民之主，而心理上有若斯「爾」、「我」之分，這在佛家便叫做「相」，叫做「魔」；在儒家便叫做「私」，叫做「鄉愿」！有私有魔，就不能容，不能大。因此與孫國父的「天下為公」的器度相比，則顯得「小」平之所以為「小」了。江公現在也在「講政治」。如果江的「政治」，連個「全　C　生」魏京生、王丹都消化不了，他如何能阻止李登輝、連戰、陳履安、錢復、張京育這幾十個大博士、「全　A　生」，來聯合造反呢？！——這是老江的大包袱；第一、二代革命家、布袋和尚遺留給第三代小和尚，裝滿垃圾的大布袋！

李登輝總統有沒個「布袋」呢？旁觀者清，曰：重著呢！大的、宏觀的，免談。且談點微觀的、小的——由小看大。最近李總統回到他幼年受教的淡水國小，講小學生所應學習的歷史教育，應該是他自己所想象的那一套。這就是個大布袋。李總統原是位農業經濟專家，談小學生的歷史教育，本已撈過了界。——記得《史記？陳丞相世家》裡，有個小故事：一次漢文帝問左丞相陳平，國內一年「決獄」（審判囚犯）多少？陳平說不知道，應該去問「廷尉」（司法行政部長）。皇帝又問，全國錢糧多少？陳平還是不知道，說應該去問「治粟內史」（農本局長）。皇帝有點不高興了，說，那麼你做丞相干嘛？陳平說，為官各有職守。我做丞相呀！乾的丞相之事：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搞務實外交，平兩岸關係，制定防空飛彈系統，清除黑金大事多著呢！哼！一番話說得萬歲爺直是點頭。

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當宰相尚且不管那些小事，何況一個國家的元首、皇帝和總統。更何況李總統幼年所學的「中國史」，都是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的宣傳品——說古代中國本是個騙來騙去下等民族的集合體。近代中國連“What　is　China？”都沒個定義（見《重光葵回憶錄》），日本侵華是為著宣揚王道，日本佔領臺灣是出臺灣人民於水火，南京大屠殺根本沒這回事，日本併吞朝鮮是韓人向化，慰安婦是出諸韓婦、臺婦之自願，日軍侵略東南亞是皇軍趕走白種帝國主義，解放被壓迫民族，日本向盟軍投降叫做「終戰」，這種不知不覺，潛藏於下意識中，青少年期所受的日本軍國主義的教育，可能就是構成李總統包袱的最大成分。——在七年前的「六四」前後，李總統曾是大陸青年的一盞明燈。這一形象的迅速滑坡，實在是很可惜的。若把這一轉變，完全歸罪於中共玩弄中國的民族主義，那也是個錯誤的觀察。——江澤民、喬石那一夥，也是一群想為國家做點事的務實派（與老毛和林四的胡來是完全不同的），把他們全看成瘋子、壞人或三頭六臂的蘇秦、張儀、基辛格，都是不正確的——他們哪有那飛天本領，要社會主義就有社會主義，要民族主義就有民族主義呢？！

不容「顛覆政府」

拙文原是談袁皇帝的，何以一下扯上這些時下英雄好漢呢？無他。筆者覺得洪憲之可哀者，是袁世凱處身在那一「轉型」階段，他是既無改制的「機會」，更無改制的「智慧」，所以敗得百身莫贖。而今日這批領袖們，尤其是李、江二公，是既有此機會，也有此智慧（智慧是累積的）。若再慘敗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更是國家民族之不幸。我們搞比較史學、比較傳記的人，以古證今，骨鯁在喉，順便提一下罷了。

現在再回頭談談老袁。

袁氏既入小站接任練兵大臣，槍桿在手，乃一心一意要為大清帝國練出一支德式新軍。不在話下，袁世凱是精明強幹，對洋員華員，皆駕馭有方，知人善任。文員則扳請總角老友、翰林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屈尊作「參謀營務處總辦」，庶務軍需一把抓。武員則重用段祺琪（一八六五～一九三六）等德國留學生，配合洋員，以德國模式嚴格訓練。袁本人亦著軍服、扎皮帶、穿馬靴、掛佩刀；日則觀操、夜則巡營。軍令如山，紀律嚴明。小站中嚴禁吸毒。某夜袁巡營見一軍人偷吸鴉片。袁乃以佩刀就地手刃之，全營肅然。

袁軍中無日本留學生。其原因蓋有二端。日本軍制原襲自德國。袁軍既亦採德制，延有德國教習，購用克虜伯軍火。軍中幹部如段祺瑞等均系德國留學生。既然直接取經德國，又何需作日本的再傳弟子呢？再者，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