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部分(第3/4 頁)

飛天外」的精神反應之後，這位現代曹操的理智的抉擇又如何呢？歷史家不是他「肚裡的蛔蟲」，不應亂猜。但是客觀形勢卻明顯的擺在那地方，不容置疑。上節所談，從宏觀史學著眼，戊戌變法斷無成功之可能。這一點，袁世凱看不到。那是百年後歷史家的結論。當年袁是「身在此山中」，識不及此。可是袁是位務實派的官僚，他所見的是近在眼前的政治現實——他要根據這個鐵的現實，來決定他的政治行為。——袁是老謀深算的張作霖；不是那躁急衝動的張學良。

那時的鐵的現實是什麼呢？

一言以蔽之，則是西太后要把光緒皇帝囚起來，只需動動嘴，一句話。

光緒皇帝和他幾位「近臣」——四個年輕的「四品章京」（魏京生、王丹、吾爾開希、柴玲），和那志大言誇，沒有一天行政經驗的教條主義者的康聖人（五品小官），想勾通一個師長，到頤和園去搞個西安事變，絕無此可能！這一鐵的事實，那是這位目光如電的袁師長，看得清清楚楚的（袁世凱那時的實際官銜是直隸按察使，從二品）。

毋煩師長操心，我們搞歷史的越俎代庖，來替他扳扳手指。——袁有精兵七千人，駐於天津塘沽之間的小站。他如接受光緒的「衣帶詔」（並不存在），起兵勤王，他首先就要在天津搞個「西安事變」，把頂頭上司榮祿殺掉。榮祿是好殺的？這一點袁世凱就做不到。

縱使做到了，袁還要發個，帶兵打向北京。北京又是好打的？那時統率武衛前軍的聶士成、武衛後軍的董福祥都是悍將，打洋人不足；打內戰有餘。袁世凱有把握能消滅他們？縱使能消滅他們，也保不了光緒。光緒爺如人頭落地，還有啥「王」可以勤的呢？——這些都是鐵的事實，毋煩一百年前的「袁學良」，和一百年後的歷史家代為分析也。可嘆的是譚嗣同，這位愛國如救火的譚王丹，病急亂求醫，飢不擇食地，去找一個素昧平生的袁世凱去做張學良，哪能做得到呢？

後世史家為此曾痛罵老袁。罵他背叛變法，破壞變法，罵得牙癢癢的。其實老袁只是兵練得好，被維新派改革家「卯」上了，而愛莫能助罷了。——從頭到尾，他是被動的，是被捲進去的。這話沒什麼不公道吧！

以上還是從「帝黨」方面看。我們不妨再略窺「後黨」。

在近百餘年來我國的「政制轉型史」中，我們經歷過四大獨裁領袖，一女三男。功過是不易說的，因為治史者對這個抽象問題，難免各有所偏。抽象問題是拿不出標準的。可是若論統治技巧和政治藝術等具體的表現，恕我斗膽一評，實在是三男（袁世凱、蔣中正、毛澤東）不如一女（慈禧太后葉赫那拉氏）。

若論統治的時間之長，版圖之廣，憂患之多，一女都勝過三男。西后統治中國先後四十八年（一八六一～一九〇八），疆土包括外蒙古和唐努烏粱海。她所敉平的內憂有長毛、捻軍、回亂，和數不盡的地方騷亂。她所抵禦的外族入侵多至十一個帝國主義。首都兩度陷敵，瓜分迫於眉睫。她所統治的年代也正是東西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掠奪的巔峰。這都是其後三位男獨裁者所不可比擬的。

可是儘管如此，西后的中心領導地位，一直篤篤定定，未動搖絲毫。她的統治是真正的五族一統。四海之內，莫非后土；率土之濱。莫非後民。她沒有黨派；不搞特務。在全國臣屬之中，量材器使，向不搞（蔣、毛二公最擅長的）「拉一派、打一派」。她沒個什麼政校、幹校和人民大學，而中央、地方人才鼎盛（所謂中興名臣），實為國、共二黨所未嘗有，而治下臣工，不論賢愚和不同族群，對她都鞠躬盡瘁，唯命是聽。吾人須知，所謂「湘軍」、「淮軍」，實質皆是地方軍閥的胚子。然歷西后四十年之統治，未聞割據自雄，稱王稱霸也。她毋需楊永泰來為其「削藩」，更沒個林彪要飛往溫都爾汗。若論私生活，較之前朝的「髒唐臭漢」，西后算是宮闈中的修女了。比諸後朝，亦不像毛公之慾蓋彌彰也。——當然慈禧也是個心際狹小，生活侈靡，而個性狠毒，睚眥必報的潑辣女人。她具備著一般大獨裁者和小后妃好虐善妒的一切短處。因此她對她自身安全與權力之掌握可以說纖介不遺；對她兩個兒皇帝（同治、光緒）之管制，也是徹底的高壓。光緒自四歲入宮始，每聆太后訓誨，輒至跪地戰慄。宮廷生活三十年，身邊直無一個貼身太監。太后要囚禁皇帝，一句話足矣；毋煩二話也。在此情況下，若說光緒有弒母密謀，實是笑話。譚、康諸氏縱有刺太后之心，是蚍蜉撼樹，不知彼不知己也。

話說回頭。袁世凱對這情況，卻瞭如指掌，他怎能糊塗到與譚嗣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