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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梭《民約論》。孫文早期思想頗傾向於西方民主先哲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盧梭、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等人。一九一三年以後，思想轉變。甚至對盧梭「天賦人權說」於《三民主義》講演中大加詬病；論調無形中與列寧已漸趨一致矣。散見《民權主義》講演及《孫文學說》　。

（44）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上冊第十七章。頗為孫公辯護，然於真相敘述甚詳。足資參考。

（45）自「中華革命黨」成立，至孫公逝世之十年中，黨權執於孫氏一人之手，其款項帳目，縱黨中高階幹部亦無所知，與同盟會時代迥異。

（46）參閱李毓澍著《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十八，一九六六）。

（47）此段為顧維鈞先生親口告我者，他並說我是他這段故事的「第一個歷史家」聽眾　。筆者是五、六〇年代之間。襄贊顧氏撰寫他的《回憶錄》的所謂五位學者之一，一人幹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活，也是苦工做得最苦的一位。這段故事，我原用英文寫下，後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由北京中華書局發行。見該回憶錄第一冊第二卷。

（48）見《胡適留學日記》及《胡適口述自傳》（臺北，傳記文學社。一九八〇）頁七一。

（49）見注（41）及《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頁一二四八～一二五一。

（50）當「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二十週年學術討論會」於一九八六年秋在翠亨村舉行時，日本學者松元英紀教授的論文中，即指中山當時不惜犧牲足與二十一條相匹敵之中國權益，想「聯日」、「討袁」，並與袁「速戰」。松元君並自戰前日檔中影印了孫文致日本有司小池張造的私函原件。

（51）見孫文致小池張造函影印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C　。Martin　Wilbur（華名韋慕庭）於其近著《孫逸仙，沮喪的愛國者》（SUN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第四章頁七六～一一一及頁三一四～三二四（此書國內有漢文譯本），遍引英、日文史料以闡明孫中山於「二十一條」交涉前後，與日本秘密以國家權益換取日援之嘗試。吳相湘教授亦遍引相同史料為孫氏辯護，並引彭澤周撰（載《大陸雜誌》第六十卷第六期，一九八〇年六月），指此函「偽造之可能性極大」。見《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頁一二四二。吳先生復指出孫致小池函出讓權益較多，致大隈函在後，而出讓權益反少。所以「大有值得懷疑的」。（同上，頁一二四四）事實上，此處吳教授有筆誤。孫致小池函較致大隈函晚十個月（致大隈函為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一日，致小池函則為一九一五年——即大正四年——三月十四日），吳書誤記致小池函為一九一四年。

（52）筆者另有一篇英文稿，論孫公之「暫時專制」與袁氏之「承繼式的寡頭政治」思想形成之始末，已由李又寧教授於一九八八年印出，見本書德剛自序。

（53）斯時日本侵華當道，曾不惜巨資透過多種管道，四處支援在中國境內之反袁實力派，孫公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近年日本及美國史家對此類史料發掘至夥，略見上引韋慕庭前書英文原版頁八四、三一七。

（54）自中山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日在廣州成立「軍政府」，被選為「大元帥」之後，中國即未再統一，始終維持兩個法統。以迄於今。第二次國共合作（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抗戰初期之數年。雖較協調，然亦只是貌合而已，實際上，仍是兩個政府同時存在也。

（55）有關「府院之爭」史料至夥。近著較詳實者，見沈雲龍著《黎元洪傳》（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出版，一九六三）第十一、十二章。

（56）黎、段之爭，政治成分、心理因素均甚複雜，是非難言。然撇開當時軍閥官僚私意，以國家利益而論，則參戰為是。中國在巴黎和會（一九一九）與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二）所獲實利，足證之也。

（57）據民國元年《約法》，總統任免下屬之命令，須國務總理副署始能生效。今段氏拒絕副暑黎對自己之撤職令，則此撤職令自屬無效。此為民國元年《約法》對人（袁世凱）不對事之後果。法學家錢端升論之甚詳，見前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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