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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土地政策」，遂專注於農民的「耕者有其田」，成為後來中共土改之張本。中山早年之說，與晚年所行，重點顯有不同，他非經濟學家，更非經濟史家，其所倡導的土改政策，具有高度的革命煽動性，而非解決經濟問題的根本辦法。

（29）見《胡漢民自傳》，載《革命文獻》第二輯頁一四；何香凝著，載《回憶與懷念》（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頁八。

（30）梁啟超便認為，土地國有政策將使「遊蕩無賴子將利用軍興機會，盡奪富人財產」，而使天下大亂。見張朋園前書頁二四四，引《新民業報》第七十五號。

（31）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事實上是「共進會」發動的。而共進會則是由鬆懈的原同盟會會員（多為華中各省人）分裂出來的。活動分子多為當時華中一帶革命運動的成員和骨幹。他們對「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都無異議。惟對「平均地權」這一條無認識，亦無信念。所以共進會於一九〇七年在東京成立時，把同盟會誓辭中「平均地權」的順口溜改為「平均人權」。但是平均人權究是什麼意思，大家就各就所好了。關於共進會中之爭議，諸家報道甚夥，參見《孫逸仙先生傳》上冊頁六六八～六八一。

（32）關於同盟會時期之美國傾向，見注（26）。至於民初之中國政治制度，除直接民選之外，幾乎全部抄襲美國之三權分立制，參見錢端升著《民國政制史》（上海，商務，一九三九）第一章。此地筆者是從學理方面立論的。

（33）胡適先生生前一再對我說，民國初年的政府是實行民主政治的最好模式，那時的參、議兩院議員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中國失去這一機會，至為可惜云云。

（34）民初政黨政治之糟亂，論者多矣，參見李劍農著《中國近代政治史》（上海，商務，一九四七）第十章。

（35）早期史家、報人、小說家之作，如上引李劍農和谷鍾秀（《中華民國開國史》，上海，一九一四）等甚多。知名作家之外，筆者亦嘗對「國民黨」內之反孫議員所形成的「政學系」一派加以分析。載上引《海外論壇》第二卷七、八、九三期，一九六一年八、九月。

（36）美國革命（一七七六～一七八四）和中國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之後，雙方理論家都在摸索個新制度。二者之別是前者純從制度本身出發，後者則參以以人改制，對人不對事。如改「總統制」為「內閣制」，即其一例。錢端升氏論之彌詳，見上引錢書第一章，及谷書三、四兩篇。其癥結則在於所謂議員，只是一群政客官僚，社會上並無所謂「選民」也。這種政客集團為中國傳統之產品。與現代的「資產階級」也拉不上關係。

（37）見注（34）。

（38）民初之《臨時約法》是針對制袁而擬訂者。唐紹儀為內閣總理任內，袁尚無廢約法之跡象。迨內閣迭經更換。宋教仁乃公開要求組織「純粹的政黨內閣」以制袁，然而並未言明「政黨」有何選民基礎。如此，所謂「責任內閣」只是一群小寡頭政客之聯合，以挾制大寡頭，其招致大寡頭之反擊，自屬必然。如此類似事件，孫、袁以後之政治史上，屢見不鮮。關於宋教仁的制袁言行，參閱李劍農書第十章及當時報章新聞。

（39）袁世凱後來乾脆背叛民國，搞其帝制，固無論矣；孫氏組織「中華革命黨」。其黨章載明「軍政時期」要以一黨，甚至一魁，獨裁專政。這都是袁、孫二人對民初議會政治破產之反應。雖然孫公在軍政之後，加上個訓政和憲政，但是歷史上，哪一種專政學理（包括「無產階級專政」）之後沒有一個全民一致「自由平等」的遠景呢？在任何專政理論家的筆下，「專政」都是不得已的短暫階段。

（40）部分「中華革命黨」資料散見《革命文獻》第五輯。史實與掌故參見《國父年譜》（臺北，黨史會編，一九六五年增訂本）及上引《國父全書》等著述。

（41）黃、汪、於、李、柏等人，以黨見不同，均未隨中山赴日而各奔東西。此一元老渙散情況，不但使國民黨變質，且在當權派中樞，亦漸見江浙系領導階層之崛起，國民黨發展乃進入另一階段，參見沈亦云（黃郛夫人）著《亦云回憶》（臺北，傳記文學社，一九六八）頁八五～九〇；薛君度著、楊慎之譯《黃興與中國革命》（香港，三聯。一九八〇）頁一五〇～一五二。黃郛夫人藏有原檔數百件，筆者據之，曾將其回憶增刪譯為英文稿八百餘頁，藏哥倫比亞大學。

（42）見注（40）。

（43）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