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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兒筆者要加重說明的，是「中央集權文官制」與「封建制」在歷史上是兩個階段，在政治作用上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中央集權文官制」是在歷史上取代「封建制」，而比封建制更高一級的政治形式。

「封建制」是一種從「部落主義」（tribalism）演化出來的職責不分、組織鬆散、以封君個人為中心的一種原始性的部落制度。而「中央集權文官制」則是具有嚴密組織、職責分明、效率卓越、法則燦然的高階文明中的政治制度。它和落伍、原始的封建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郭沫若先生把這兩個制度混為一談是錯誤的。郭氏因為對比較史學和社會科學沒有興趣，就看不出兩者之間的分別了。

「重商主義」和「輕商主義」

至於我們中國的傳統中，何以在「封建制」崩潰之後，未能——如馬克思所想像的——產生個「資本主義」；而卻產生了這樣一個「秦制度」來？並且一走兩千年，至今不衰呢？

原來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是受無數種客觀和主觀的因素綜合支配的結果。馬克思所想像的，只是其中的一面。

人總是人。他從個體的食色開始，在團體生活中是具有馬克思所說的共同面（uni．formity）的。中古歐洲的白人社會生活中曾產生過一種「封建制」；往古東亞的黃人，也曾建立過一種類似的「封建制」。可是歐洲在封建制崩潰以後，卻逐漸滋長出一個「城市中產階級」（urban　middle　class），從而滋生出一種「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由重商主義又導引出個「資本主義」來。

可是古代的中國，在封建制崩潰之後，卻沒有產生出城市中產階級，更沒有重商主義，當然就更產生不出資本主義了。相反的，在中國卻產生了一個「輕商主義」。輕商主義嚇阻了滋長中的城市中產階級。沒有城市中產階級，資本主義也就無從產生了。

這樣一件比較史學上的強烈對照，馬克思只看到西方的一面而忽視了東方的一面。郭沫若則對東西之別未加理睬，便把西方白人的歷史經驗，鑿枘不投地安裝到中國歷史裡面去了。

「國家強於社會」和「輕商主義」

「輕商主義」這個辭彙不是筆者胡亂地造出來標新立異的。它是兩千多年前就早已存在的歷史事實。公元前四世紀商鞅變法的口號便是「強本抑末」。本就是農業，末就是工商業。「抑末」便是「輕商主義」，和做生意的人過不去。

商君遭車裂後百餘年，秦始皇受了「強本」的實惠而統一了中國。統一之後，他對輕商主義之推行更變本加厲，把天下富戶盡遷於咸陽而加以管制。

始皇死後，漢承秦制，輕商主義未稍改。至漢武當國，更把商賈打入「四民之末」，國家政策上也正式講明瞭要「重農輕商」。漢武死後，國中工商界在大將軍霍光翼護之下要求平反，要改變這個傳統歧視工商的政策，並搞出個反抗鹽鐵專賣的大辯論（內容見《鹽鐵論》）。但是政府不容平反，做買賣的還是被鎮壓。這一壓，壓了兩千年不許翻身。

我們讀歷史的翻書至此不免掩卷一問：這些「略輸文采」卻威震天下的秦皇漢武們，為什麼偏要對那些做小買賣的過不去呢？這個答案在比較史學上也可略尋一二。因為主張重農輕商的政治家，並不止於我們秦皇漢武和桑弘羊大夫呢！兩千年後美國的開國元勳之一，後來成為民主政治聖人的傑弗遜總統，也是堅持相同主張的。我們試翻《鹽鐵論》的英譯本，以之與傑弗遜和美國資本主義之父的漢密頓對工商政策辯論的原文相比，便發現二者之間所用的字句幾乎都相同的。——桑弘羊大夫的立場，也就是傑弗遜總統的立場。雖然桑大夫比較看重國防經濟這一面，而傑總統則稍偏於社會道德的另一面。

所以從往古的中國到近代的美國，「重農輕商」的概念和政策，都是未可厚非的。問題是出在為什麼古代中國這政策可一行兩千年，而現代的美國傑弗遜試行之，卻及身而敗——美國史家曾笑傑弗遜，在對漢密頓辯論中「贏了仗，卻輸了戰爭」。

長話短說。古代中國之所能貫徹其重農輕商政策，而今日美國反而不能者，便是桑弘羊大夫的背後有一部，具有雷霆萬鈞之力的中央集權的專政大機器。它可以強制執行任何「政策」！豈但是「重農輕商」？它甚至可以搞罷黜百家、獨崇儒術，搞一國兩制或一國一制；甚至三面紅旗、人民公社等等，亦無往而不能。國家有駕馭人民的絕對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