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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於美國新澤西州

本文為作者讀王爾敏著《晚清商約外交》的心得和感想（代序）

四、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的秦漢根源

我個人是學歷史的。自一九三九年考入大學到現在已搞了半個世紀，所以也可說是個不折不扣的史學職業工作者。但是半個世紀中，我個人返回祖國大陸參加史學會議，連這一次才是第三次。我回來的目的，第一當然是學習。第二則是作點學術報告。可是我自己不免要問問自己：這大把年紀了，還要學習些什麼？學無專長，又能報告些什麼，我自己的回答則是，我不應該來此學習一兩個專題，我所要學習的，應該是詳細瞭解祖國大陸史學界整個的學風和情況。第二點，那我又能報告些什麼呢？萬里歸來不容易，向濟濟群賢獻醜，報告一點個人研究的牛角尖，滄海一粟，我想也有點辜負大會主持學長們邀請我的美意。所以我想講點大問題、大題目。大題目是不會有結論的。胡適說「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可是求證是無止境的，今天我只想提出點「大膽假設」，以就教於祖國史學同文。

中國史學的三大主流

上月五日曾在紐約參加了「中國留學生歷史學會」的成立大會。主持大會的同學們要我去致歡迎辭，我為慎重其事。曾預備了一篇有四十六個註腳的學術講演，文題叫「當代中國史學的三大主流」。我個人認為，當今具有世界地位的中國史學，大致有三大主流。第一是從往古的左丘明、司馬遷到今日在臺灣的錢穆教授，這一脈相承的中國傳統史學；第二則是在今日大陸一枝獨秀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第三派則是由十九世紀的西方「漢學」，逐漸現代化和社會科學化而形成的「現代西方中國史學」。第一派在今日大陸、臺灣都還有師承；第二派則為今日大陸所專有；第三派的主力還在海外，臺灣也有一部分。

我個人認為上述三派，長短互見，大家本可截長補短，融會貫通。不幸的是這三派之間，顯然是隔閡甚大。簡直有種各是其是、老死不相往來之勢。我因而勉勵「中國留學生歷史學會」中出席大會的八十多名青年會員們，要爭取做個貫串三派的中國現代史學的「第四主流」——後來居上通吃三家的第四個主流。

海外史家看中國古代史

因為第四個主流尚在成長期間可略而不論．我們但看上述三家對中國古代和中古史的看法是多麼分歧。分歧固無礙於學術研究，但是各是其是、老死不相往來，就顯得不正常了。——尤其是中國大陸馬克思主義學派和海外現代西方史學派的學術上的「三不通」，實在大有檢討的必要。

治中國傳統史學，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通常都認為中國古代是存在著馬恩列史所說的，人類社會發展必經階段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可說無人不承認這兩個社會在傳統中國的絕對存在。他們所研究的、所討論的焦點，只是兩段時期之中界如何劃分；以及奴隸制時期的上限，和封建社會的下限延長到什麼時代的問題。

至於研究歷史的方法，馬克思主義史學派也側重「階級分析」、「階級鬥爭」這一點，其他方法多無關宏旨。

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的實質和方法究竟有多大深度，我不敢妄加斷語，我之所以要請史學界朋友們注意的，則是他們這一派的論點和方法，在其他兩派史學中，未引起嚴肅的反響。傳統史學派對之不聞不問，固無論矣；重點在海外的現代西方中國史學派，也完全置之不理。

舉一淺顯的例子：現在研究中國古代史比較知名的美籍華裔學者如何炳棣、余英時、許倬雲諸教授，他們在各自著作中，對中國史學界曲不離口的「奴隸制度」，竟隻字不提。其他洋學者自十九世紀以下，以至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劍橋中國史》那一派，也只輕描淡寫而過之。嚴格說起來，也等於是隻字末提。

在大陸上談中國古代史，不知「奴隸制度」那還了得；而在海外，竟對它隻字不提。何以各走極端到如此程度呢？這就值得我們「讀史者」嘆息三思了。

筆者本人不是搞古代史專業的。但是我卻是個通史教師，古代史也是應該熟讀的。作為一位「讀史者」，我對海內外出版品的尖銳對照，不能不感到驚奇。更奇怪的則是我看到雙方各是其是，對對方的觀點與方法，完全漠視，甚或藐視。——這是由於文人相輕的傳統心態在作祟呢；還是學術宗派主義在作怪；或是政治干擾學術有以致之呢？

總之，海內外學術界目前仍然存在著這種互不溝通的情況。自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