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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一口通商和「五口通商」的經緯

洪秀全造反還有一個那時代所特有的經濟背景。

洪氏起義金田是在「鴉片戰爭」結束的八年之後。在結束鴉片戰爭的《南京條約》締結之前，中國所搞的「外貿」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國貨物－－如蘇杭寧的絲綢，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紅茶、漆器，安徽的綠茶，長江下游的棉紡織品等等－－銷行歐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嶺，透過廣州「一口」去漂洋過海的。歐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銀，英國的呢絨、鐘錶（且看北京故宮的「鐘錶館」）和後來的鴉片，美商所運入的檀香、人參（所謂「西洋參」有別於東北產的「高麗參」）、皮貨等等，乃至南洋產的珍禽異獸、犀角象牙也都是透過廣州逆流而行暢銷於內地的。中外商家要搞「外貿」都要在廣州一口去參加變相的「廣交會」。中方出口貿易則由專搞出口的「公行」（大致有十二三個獨立商號，如上述浩官）加以壟斷；番禺所謂「金錢堆滿十三行」是也。

來華貿易外商則各有「夷館」，長期劃界居留，各營其利。中國管制外貿關卡，則有所謂「粵海關」，年入正稅約在八十萬兩上下（稅收略次於長江中游的「九江關」）。粵海關不屬於「戶部」（今之財政部），而直轄於「內務府」，是皇帝的私產。關稅收入作為北京禁城的「維修費」。

【附註】滿清皇帝是不能亂花錢的。他是個「制度」（institution）。國家為維持這個institu–tion是有其一定預算的。中國的皇帝是「中央集權文官制」中，最高階的「官僚」。他不是個「寡頭獨裁者」。清末女主當權，葉赫氏破壞了這個制度。她因此亡了夫家，也報了孃家的世仇，才成為亡國之後的。

我國當年「廣交會」的貿易額是可驚的。在倫敦、紐約等現代港口興起之前，廣州可能是獨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紀的泉州不相上下。

泉州在中世紀歐洲和伊斯蘭史上號稱「四桐市」（Zayton），以其四周有巨桐四株也。餘年前訪古四桐，瞻拜鄭和行香遺蹟，登臨唐代古塔，覓四桐而不見，然其海天形勢迫人，固古今無殊也。嗣趨番禺，偕內子投宿於「白天鵝賓館」之最高層，俯視香江，見粵海之勝；想中國近代史上多少英雄人物：林則徐、伍敦仁、孫逸仙、蔣介石、李宗仁、毛澤東、趙紫陽均逝於足下。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能不感慨系之。

其中浩官伍氏一家於上一世紀四十年代之破產衰敗，即關乎本文闡述之主旨。蓋《南京條約》（一八四二）之後，通商擴及五口，上海乃扶搖直上，頓成五口之王。全國外貿進出中心移往長江下游。廣州十三行壟斷結束，生意一瀉如注，改業乏術，便淪於破產。

十三行破產不打緊。要緊的是廣州的衰落；廣州衰落不打緊，要緊的是靠它生意吃飯養家的千千萬萬，翻山越嶺，擺渡撐船的搬夫船伕。他們因廣州之衰落而失業，則妻兒嘵嘵，如何是好？

廣州「腹地」居民，尤其高居南嶺深山的客家同胞，和東西江的船民，由於廣州衰落而失業的嚴重情況，我國近代經濟史家，和專攻「太平天國」的專業史家，至今還沒有統計出精確資料（data）。但是也沒有史家可以否認其時失業問題之嚴重；蓋失業問題可於相關都市貿易量之起落而推算之也。吾人試想：今日熙熙攘攘之臺北，股市如一旦崩潰，「泡沫」瞬息消失，則本市靠計程之車，左舉之手（餐廳服務員）為生者，將如何得了。類推之，可揣其大略也。廣州當年那宗「泡沫經濟」（bubble　economy），就是這樣衰敗下去了。一旦衰敗下去，則眾口嘵嘵，怨氣沖天，就替我們「洪先生」製造造反的基本隊伍了。事實上洪氏在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在金田起義時的六位開國元勳，洪氏之外，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雖出身各有不同，其為失業農民領袖則一。

他們都是一批「苟富貴、毋相忘」的陳勝、吳廣。有的（如洪如楊）或許更是具有「特異功能」，能與「上帝」通話的土宗教組織家如張角、嚴新者流。一旦信徒蟻附，法號嚴明，面對著一個癱瘓無能的政府，惡貫滿盈的社會，他們就密謀造反了。這就是「太平天國」運動的具體背景。它在中國歷史上的前例也是找不完的。至於他們的「蓄髮易服」號稱「長毛」，也不過是一種傳統形式而已。蓋滿清入關之初，頒剃髮易服之令，曾遭到漢民族的激烈抵抗。但是在「留髮不留頭」的嚴令之下鎮反肅反搞了兩百年，我們也就阿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