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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那位在講臺上一講數小時，講話既無陰陽頓挫，口中也不要喝水的嚴醫師，卻頻頻招呼攝影記者「把這些美妙姿態照下來」。我雖未帶照像機卻高坐於講臺之上，整個會場一覽無餘。眼見那些滿嘴鬍鬚，粗壯無比的大洋人也失去控制而搖頭晃腦，手舞足蹈，與鄰座指手畫腳的東方夫人，相映成趣－－真是好一場大魔術表演，不見不信。

據嚴新說，他在大陸上最大的一次「帶功講座」，聽眾有十九萬人之多，盛況可知。我這位「無師自通」的氣功學徒，也告訴他說，我要拜他做老師。－－朋友，人家是真有本領！不是瞎扯淡的嘛！

我想：我如是個晚清時代的失地農民，嚴新如果是個白蓮教的「老頭子」，那我一定會跟他去「造反」的。他如被「招安」了，要替葉赫那拉老太太搞「扶清滅洋」，那我也會追隨到底的。

舜猶人也！讀者與作者亦「人」也。做個「人」，則我們的社會行為都有其相通之處。是造反或是保皇，彼此都不值得大驚小怪的。看過嚴新，就不免使我聯想起那位「上帝的小兒子」、「耶穌的弟弟」、「天王洪秀全」來了。

廣東洪秀全何以在廣西造反？

洪秀全所生的那個時代便是傳統中國歷史上產生陳勝、吳廣、張角、黃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的那個時代。在那個時代裡，上面政府的統治大機器已徹底鏽爛，不堪使用了。下面的社會也百病叢生－－黑死病、愛滋病都一時俱來。病入膏肓，醫藥罔效，人死病斷根，那就要改朝換代了。

在傳統中國農業經濟的體制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農民；而農民中之絕大多數又是些終年難得一飽的貧下中農。當他們在這種「上下交徵」的殘酷環境裡，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時，他們就要挺而走險，集體暴動了。在農民暴動蓄勢待發之時，上帝忽然派了他的小兒子下凡「除妖」，這位小上帝：「天兄耶穌之弟」的「洪先生」，和這些農民自然也就一拍即合了。－－洪先生搞「帶功講座」的本領，可能比嚴先生還要大上幾倍，也未可知。

洪秀全就是以「帶功講座」這一類的方式開始，領導數萬農民造起反來的。

洪秀全本是廣東花縣人，他為什麼要捨近求遠，跑到鄰省廣西去造反呢？這就是因為在那個造反有理的要求之下，廣西的造反條件實遠優於廣東。

廣西在今日大陸政治區劃中已經不是個「省」，它被劃為「壯族自治區」。壯族在我國少數民族排行中是最大的一族，有六百萬以上的人口。其中兄弟民族又有苗瑤彝黎等等種族繁多。其實這些少數民族事實上只是「中華民族大熔爐」（The　Chinese　Melt–ing　Pot）中尚未完全熔化的部分。根據熔化的程度他們且有「生」、「熟」之分。筆者在抗戰期間讀中學曾隨校遷入這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那時我們所接觸的苗族同胞即有「熟苗」、「生苗」之別。最熟的熟苗那就與我們所謂「漢族」毫無分別。他們的子女也就進入我校讀書。可是我們如與「生苗」往還，那就要帶「通事」（翻譯）了。

清末的廣西當然比抗戰期中的大西南更為複雜。全省漢番雜處，生熟兼備。而漢人之間亦有土居漢人（早年南遷者）與「客家」（後來的北方移民）之別。其情形蓋亦如臺灣今日的「本省人」與「外省人」吧！這大概也是我們民族劣根性在作祟，這兩幫「漢人」之間的摩擦，原是沒止沒盡的。至於漢番之爭，乃至少數民族本身之間的鬥爭那就更不用說了。再加上地理條件－－全省地瘠民貧、謀生不易。因此落草為寇，實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終南捷徑。縱遲至我的朋友李宗仁將軍的時代，他所熟悉的廣西，還是「無處無山，無山無洞，無洞無匪」的。

廣西在人文和自然環境上還有一個有趣的特點。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於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說「粵語」（廣東話）；而住於桂江兩岸的，則說「桂林官話」。說這兩種不同語言的也難免有其不同的畛域觀念。

上述種種也都為有能力有魄力的野心家提供條件，使他們能因時、因地而掌握其特性，組織群眾，揭竿而起。

洪秀全是一位科場失意、能說粵語的客家人。他在花縣是一位被歧視的漢族中的少數民族。所以在花縣他是不會有太多的群眾的。加以花縣地鄰廣州，居民的文化和經濟水平都相當高。洪先生想搞點「妖言惑眾」、「帶功講座」，也是不太容易的。可是他如跑到地瘠民貧，客家聚居的廣西西江兩岸的貴縣、桂平紫荊山、金田村一帶，那洪先生就可稱聖稱賢、稱王稱霸，如魚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