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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型態、生活方式十分滿意。我們原不要「轉型」，而我們終於轉型。實在是外族強迫的結果。

外族怎樣強迫我們呢？說來極簡單。在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後，西方帝國主義不斷地侵略我們，我們不停的打敗仗、割地賠款。要對付外夷，就要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這樣我們就出了第一個夷務專家魏源。他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換言之，就是要向洋人學習科技。用目前的語言來說，就是「四個現代化」。

魏源之後，把魏源思想進一步發展的便是張之洞一夥人所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再用句目前的語言，那就是「四個現代化」（用），加「一個堅持」——「堅持孔孟之道」（體）。

把這項體用之學發展到最高峰的，還是我的老鄉李鴻章。在甲午之前，李鴻章所搞出的一些「罈罈罐罐」（借用鄧小平語），像強大的「北洋海軍」，真是煞有介事。誰知李氏這些罈罈罐罐罐被日本小鬼幾炮便打得精光。

魏京生、康有為、孫中山

甲午戰後，搞「四化」的人洩氣了。他們知道光是發展「科技」，還是解決不了問題；光是發展科技，科技也搞不上去。中國問題之真解決，還得靠「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因此一時之間，全國的進步分子，都變成了魏京生。而魏京生主義者又分為文武二派。文派主張緩進，搞英國式的「君主立憲」。他們的領袖便是康有為。武派主張激進，搞美國革命式的「建立民國」。他們的領袖便是孫中山。辛亥革命一聲炮響，兩派合流，就真把個民國建立起來了。

可是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在民國初年還是徹底的失敗了——失敗到「民國不如大清」、「袁世凱不如光緒爺」軍閥橫行。

我們搞了半個世紀的「四化」（科技現代化），救不了國。再搞二十年的「政治現代化」，還是救不了國，並且愈來愈糟，何以如此呢？全國的上下階層均不得其解，忿激之餘，便激出個胡適和胡適的時代了。七十年過去了，同樣的失敗，在大陸上又激出個「河殤派」來。

「西化」的最後階段：「全盤西化」

胡適（乃至今日的「河殤派」）認為只有兩位西方老頭「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才能救中國（這兩位老頭的中國名字是陳獨秀取的）。但是中國為什麼出不了自己的賽先生和德先生呢？那是我們民族文化裡有其內在的死結。我們民族文化害了癌症，已面臨死亡了。「中國不亡、實無天理」（胡適語）。與其天要其死，不如人促其亡。「中國文化」這個病老頭既然非死下可，那就把他病榻上的氧氣管抽掉，讓他早日死去。老頭死了，孔家店打爛了，然後子孫們脫胎換骨——「全盤西化」！

這就是胡適青年期，那個「五四」前後的時代的時代精神；它也是中國近代「轉型期」中，一階段按一階段，循序而來的「西化運動」的最後階段。說「瘋話」的青年胡適，便是這一階段的發言人。他在他本階段所起的「啟蒙」作用，和魏源、張之洞、康有為及（早期的）孫中山在其各自的階段中所發生的作用並無兩樣。

科技現代化只有一個，政治現代化花樣繁多

「西化」這個東西，在魏源時代叫做「通夷務」；李鴻章時代叫做「辦洋務」。張之洞叫「習西學」；胡適叫「西化」。二次大戰後改名「現代化」。在現在大陸上叫做「向先進國家學習」或「向國際水平看齊」等等，其實都是一樣的貨色，只是時間有先後，學習分量有多寡而已。

魏源的通「夷務」（正如鄧小平的搞「四化」）指的是單純科技。張之洞所倡導的只是「半個西化」。上述魏、康、孫三公所堅持的則是「政治西化」。至於二〇年代進入中國的共產主義，和三〇年代進入中國的法西斯，也都是「西化」，或可名之日：「偏激的西化」。搞「人權」、搞「民權」原都是西化的一部分。毛澤東否定「人權」這個概念說，沒有「天賦人權」，只有「人賦人權」，或可叫做「欠通的西化」。

所以搞「西化」（現名「現代化」）也是分門別類、花樣繁多的。當然我們如專搞「科技現代化」或「四個現代化」，那麼「四化」或「現代化」就只有一個。但是我們進化到政治、經濟、社會、倫理各部門來，那麼花色就談不完了。蓋「西化」者始自「西方」也，而「西方」並不是個整體。筆者即嘗為「西方」學生授「西方文化史」。在其各民族文化傳統之間，別其異同。如希伯來之異於亞利安也，盎格魯？薩克遜之異於日耳曼也；拉丁之異於條頓也如此，再回看我國